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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烏調查 毛澤東

2019年03月05日 17:57 來源:委員履職盡責實踐活動辦公室

?? 尋烏調查 毛澤東

  (一九三○年五月)

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我過去做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七個有系統的調查,湖南那五個是大革命時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寧岡兩個是井岡山時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個放在我的愛人楊開慧手里,她被殺了,這五個調查大概是損失了。永新、寧岡兩個,一九二九年一月紅軍離開井岡山時放在山上的一個朋友手里,蔣桂會攻井岡山時也損失了。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尋烏調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軍到尋烏時做的,正是陂頭會議(二月七日四軍前委與贛西特委的聯席會議)之后,汀州會議(六月四軍前委與閩西特委的聯席會議)之前,關于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在全部工作上幫助我組織這個調查的,是尋烏黨的書記古柏同志(中學生,破產小地主,曾任小學教師、縣革命委員會及縣蘇維埃主席,篁鄉區人)。在材料上與我以大量供給的,是郭友梅(五十九歲,雜貨店主,曾任縣商會長,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歲,貧農,縣蘇職員,城區人)、趙鏡清(三十歲,中農,做過鑄鐵工,做過小商,陳炯明部下當過兵做到排長,現任縣蘇委員,雙橋區人)、劉亮凡(二十七歲,縣署錢糧兼征柜辦事員,現任城郊鄉蘇維埃主席,城區人)四人,他們都是經常到調查會的。此外李大順(二十八歲,貧農,曾任區蘇委員)、劉茂哉(五十歲,老童生,開過賭場,做過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為貧民,曾任縣革命委員會委員,現任區蘇委員)兩人,也供給了一部分材料,間或到我們的調查會。還有劉星五(四十六歲,農民,做過小生意,鄉蘇委員,城區人)、鐘步贏(二十三歲,梅縣師范生,區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陳倬云(三十九歲,自治研究所畢業,做過縫工,做過小生意,當過小學教師)、郭清如(六十二歲,秀才,赴過鄉試,做過小學教師,城區人)四人,到過一二次調查會,稍微供給了一點材料。我們的調查會,就是我和以上十一個人開的,我做主席和記錄。我們的會開了十多天,因為紅軍部隊分在安遠、尋烏、平遠做發動群眾的工作,故有時間給我們開調查會。

尋烏這個縣,介在閩粵贛三省的交界,明了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

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還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寧都小布

第一章 尋烏的政治區劃

全縣分為七區,七區之中包括四廂十二堡。

七區是:

城區:分東西南北四廂,為全縣政治中心。

仁豐區[7]:即篁鄉堡。公平圩、菖蒲圩(即篁鄉圩)為本區兩個政治中心,各設一個局。

雙橋區:即雙橋堡。內分十三段,以留車為政治中心。

南八區:分南橋、八富兩堡,以牛斗光為政治中心。

兼三區:分項山、腰古、滋溪三堡,以吉潭為政治中心。

澄江區:分尋烏、大墩、桂嶺三堡,以澄江圩為政治中心。

三水區:分三標、水源兩堡,以三標圩為政治中心。

明萬歷前尋烏還未設縣,萬歷以后才設縣。沒有設縣的時候,一部分屬江西的安遠縣管轄,設置石溪堡,其地域是現在的澄江、三水、仁豐、縣城等區;一部分屬廣東平遠縣管轄,其地域是現在的雙橋、南八、兼三等區。

第二章 尋烏的交通

(一)水路

尋烏水從桂嶺山盤古隘一帶山地發源,經澄江、吉潭、石排下、車頭、留車,流入龍川,下惠州,故尋烏水乃是東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車三個圩場為最大,吉潭在三個圩中更首屈一指。

另由石排下可以通船到城區之河嶺(城南十里)。

(二)陸路

以石排下為中心,分為四條大路:一條經過吉潭(三十里)、澄江(六十里)、盤古隘,通筠門嶺(一百一十里),為興國、于都、會昌通廣東的大路。一條經過縣城(三十里)、三標(六十里)、太陽關,通安遠城(一百四十里),為信豐、安遠通梅縣的大路。一條經過珠村、牛斗光(二十里)到平遠之八尺(四十五里),為會昌、安遠兩方通梅縣的大路,即會昌、安遠兩條路均到石排下集中,共同通梅縣的大路。一條經過車頭(二十里)、留車(三十五里)、荒塘肚(六十里)到興寧之羅浮(九十五里)、羅岡(一百二十五里),往興寧、五華,為尋烏下惠州的大路。

另有幾條小些的路:一條從澄江通安遠挖補界之羅塘(三十里),再由羅塘南往下壩,北往門嶺。一條從吉潭經小田、船肚、書園往平遠(六十里)。一條從縣城經大爐下、滋溪、劍溪、禮輋、賴地往武平(一百八十里)。一條從縣城經上坪通安遠南鄉之胡山(六十里),再由胡山北往安遠城(六十里),西往太平(三十六里)、鵝公圩(六十里)。一條由縣城到新圩(六十里),再由新圩經公平圩(三里)、兩廣亭(四十五里),往定南之鵝公圩(八十里),再南經鵝公圩,西往定南城,西經鶴子圩往信豐。由新圩經菖蒲(二十里)、隘排口往龍川城(二百四十里)。由菖蒲、隘排口通興寧城(一百八十里)。以上各路比較小一點。

從尋烏城出發,往門嶺九十里,往武平一百八十里,往梅縣二百四十里,往興寧二百四十里,往安遠一百一十里,往龍川三百一十里,往定南(經上坪、胡山、太平、鵝公圩)一百六十里。

(三)電報

過去電報局設在吉潭,民國十一年移到縣城。電線由吉潭通尋烏城,通筠門嶺,通平遠。

(四)郵政

縣城是三等郵局。一路走吉潭、澄江通門嶺。一路走牛斗光通八尺,再由八尺通梅縣;另由八尺分一路通平遠。一路走三標通安遠。澄江、吉潭、牛斗光三處有“代辦所”,三標、石排下二處有“代收所”。舊歷二、五、八走門嶺,一、三、五、七、九走八尺,二、四、六、八、十走安遠。贛州的信走安遠,送于都、興國的信走門嶺。縣城郵局通常可以匯款二百元以內,五百元以內須先期交涉,否則不能。前年三二五暴動,抓了郵政局長,罰過五百元。此次新局長怕抓,先期跑了。三二五暴動還殺了一個電報局長。

(五)陸路交通器具

和廣東一樣,不論什么道路一概沒有車子。陸路運輸工具大多數是活人的肩胛,其次是騾馬。縣城通梅縣大路上騾馬很多,縣城通門嶺、縣城通吉潭兩條路也有,此外沒有。運輸的騾馬是騾多馬少,但普通一概叫做“馬子”。用馬子馱的貨物以鹽豆兩門為大宗。

第三章 尋烏的商業

本章目錄

(一)門嶺到梅縣的生意

(二)安遠到梅縣的生意

(三)梅縣到門嶺的生意

(四)梅縣到安遠、信豐的生意

(五)惠州來貨

(六)尋烏的出口貨

(七)尋烏的重要市場

(八)尋烏城

(1)尋烏城是什么

(2)鹽

(3)雜貨

(4)油

(5)豆

(6)屠坊

(7)酒

(8)水貨

(9)藥材

(10)黃煙

(11)裁縫

(12)傘

(13)木器

(14)火店

(15)豆腐

(16)理發

(17)打鐵

(18)爆竹

(19)打首飾

(20)打洋鐵

(21)修鐘表

(22)圩場生意

(23)娼妓

(24)同善社

(25)人口成分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

(一)門嶺到梅縣的生意

從石城、瑞金來的,米和豆子為大宗,值幾十萬元。從興國來的,茶油為大宗,米也有(少)。于都、會昌沒有什么貨來。

澄江圩每圩從門嶺來的油約有四船(門嶺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裝油十二擔,每擔約值小洋三十元,每年以百圩計算,約值十五萬元。

石城、瑞金的米到門嶺,大部分經羅塘、下壩(武平屬,在三省交界)、新鋪(蕉嶺屬,離梅縣三十里)往梅縣,每天有約三百擔過。米走尋烏通過往梅縣的,很少。由尋烏通過的是油豆兩大宗。豆子擔數比油多一倍,每擔有五斗的,有三斗的,不等。價值每斗小洋一元五毛。每圩(三天一圩)用船載的有五船,每船十四擔,每擔(以四斗計)值六元,每圩共值四百二十元,每年一百圩共值四萬二千元。另還有肩挑,每圩有二十擔,每年有二千八百擔,共值一萬六千八百元。兩項共值五萬八千八百元。

(二)安遠到梅縣的生意

這一條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雞,次是牛,又次是豬。雞的大部分是唐江、南康、信豐來的,安遠也有一點,甚至有從遂川來的。走王母渡、金雞圩、新田、版石,不入安遠城,由安遠城北五里地方通過,入尋烏下梅縣。由梅縣的雞行裝往松口,向汕頭輸出。雞每天走尋烏通過的,安遠來的是大宗,也還有小部分走門嶺來。每天少也有一百擔,多的到百三十擔。每擔六十斤,以每天百擔計,六千斤。雞販子由唐江一帶一直挑到梅縣城或新鋪圩(由尋烏走大拓去新鋪下船,直往松口,不經梅縣)發賣,每斤價五毛(尋烏雞價每斤四毛)。每天六千斤,共值三千元。每年三百六十天,共值一百零八萬元。梅縣雞行賣與松口,每斤價七毛以上,可謂大賺其錢。

每月逢一是“牛崗”。十一月最旺,每崗七八百頭牛。正、二月次之,每崗一二百頭。三、四、五、六、七月最淡,每崗少的三五頭,多的也不過十余頭。八月初一這天為牛市“開崗”的日子,從這日起生意逐漸旺盛,每崗從四五十頭到六七十頭。九、十兩月每崗就有百把頭了。

每年共有多少牛呢?

正、二月每月平均一百頭,共二百頭;

三月六十頭;

四、五、六、七月沒有市;

八月三崗,二百五十頭;

九月同八月;

十月三百頭;

十一月三崗,二千一百頭;

十二月只有二崗,一百六十頭;

全年三千三百二十頭。

牛價平均每頭值四十元,全年共值一十三萬二千八百元。

牛也是如雞一樣,從唐江、信豐來的為大宗,安遠也有一點點,尋烏本縣沒有。和雞不同的是,雞于尋烏只是經過,牛則在尋烏出賣。牛市在縣城東門外河墈上,賣主是唐江、信豐、安遠人,買主是梅縣、武平、蕉嶺、平遠人,經紀(牙人)是尋烏人。不是經松口向汕頭輸出,大概是牛販子們買了去轉賣給人家耕田,或轉賣給城市宰殺。牙人錢每只牛買賣雙方各出半毛。牛稅有承商包辦,每年繳政府一千七百四十元。牛稅從前每年“標”(即投標)一次,出錢多的得標,近改為三年一標。稅到牛身上,黃牛每頭四毛,水牛每頭五毛,名之曰“餉”。抽過了稅,在那只牛身上拍上個“餉”字的石灰印,買主就起牛跑。餉以外,還有捐,是近來附加的,每牛一毛。承商向政府出的稅,連同他自己的賺項,年在二千元以上。以平均每牛抽稅四毛半計,每年在尋烏城出賣的牛,當在四千五百頭以上。上面說每年三千三百二十頭,乃是最少量的估計。

信豐來的最多,安遠次之。走兩條路來,一條從安遠城,經尋烏城,走牛斗光、八尺去梅縣,這一路最多;一條由安遠南鄉,走公平、新圩、留車、平遠之中坑圩,往梅縣,這一路較少。兩條路全年有五千只豬通過。平均每只一百斤,每斤價四毛半(每只四十五元),五千只豬共值二十二萬五千元。尋烏政府每只抽稅二毛。

(三)梅縣到門嶺的生意

大宗是洋貨(牙粉、牙刷、電筒、膠底鞋、肥皂、洋傘、馬燈、洋鐵均大宗。其中如牙粉、牙刷等,本屬中國制的多,但普通也叫洋貨),海味(海帶、海參、魚肚、魷魚、淡菜、咸魚等為大宗),鹽(十年前惠鹽多,三四年前潮鹽多,這是因為商人包辦路線不同的緣故。現在又是惠鹽多,則因八尺、中坑等處反動派對紅色區域封鎖,阻塞了潮鹽的路的緣故。鹽到門嶺后,一直通往興國),洋油(亞細亞牌的多),布匹(梅縣去的少,興寧去的多,均買了洋紗自己造的。興寧織造很發達。興寧一般生意也比梅縣大)洋紗(外國貨)這五類。糖與面粉亦有好些。

梅縣與門嶺不通車,貨大部分是肩挑,鹽通通用馬子馱,只有用船載至澄江起岸。面粉之一部也用馬子馱。

門嶺去梅縣,腳夫們一擔貨去,一擔貨回。

(四)梅縣到安遠、信豐的生意

貨物種類與往門嶺的同,但數量少于門嶺,大概比例是門嶺六成,安、信四成,因門嶺貨物銷到瑞金、石城、于都、興國等廣大地方,安遠、信豐地域較狹之故。

(五)惠州來貨

只有鹽一門是大宗。咸魚、黃糖二樣略有一點來尋烏賣。此外沒有。

(六)尋烏的出口貨

上面說的都是進口貨或通過貨,這里要說尋烏縣對外出口貨。

第一是米。梅縣一帶很缺乏米,價比尋烏貴一倍,尋烏每年要供給它很多。澄江、三標、吉潭(項山的)、城區四個區域的米,從牛斗光經八尺、大拓,向梅縣輸出;龍圖、腴田、留車、芳田、篁鄉上半區一帶的米,走中坑向梅縣輸出;大同、篁鄉下半區、大田、藍田、斗晏及龍川來的一部分,走岑峰經石正向梅縣輸出。三條路輸出數量大略相等,每天共計輸出米一百擔,全年三萬六千擔,平均每擔價八元,共二十八萬八千元。

第二是茶。出于城區西廂之上、下坪,南廂之圖合、岡上、鵝子湖一帶。三、四、五、七、八月為采茶期。每圩約輸出二十擔(每擔七十斤),每年百圩輸出二千擔,共一十四萬斤,每斤價五毛,共值七萬元。十分之八以上向興寧輸出,十分之二以下向梅縣輸出。采茶時興寧客子到鄉下,收買生葉自己制造。生葉中,“雨前茶”(谷雨以前的,又叫“頭春茶”),一塊錢八斤,每五斤生葉可以制出一斤茶。這種雨前茶價頗貴,要一塊錢一斤。“二春”(三四月的)和“秋子”(七八月的),每塊錢能買生茶葉十五斤,制造出來每斤賣五毛。做茶生意的靠著二春和秋子賺錢,頭春茶是賺不到什么錢的。十二月還能產出些茶,名叫“雪子”,和雨前茶一樣的貴,同屬上等人家吃的。出不多,客子們于它也賺不到什么錢。城區之外,雙橋區之雁洋坪也出茶,雖很少(每年只值百多元),但很好,因為不是嶺頭種的,而是菜園子里種的。

第三是紙。出于篁鄉,向興寧(走羅浮、羅岡)、梅縣(走中坑,也有走岑峰的)、龍川(走貝嶺)三地輸出。平均每圩六十擔,全年一百圩,六千擔,每擔價八元,共四萬八千元。

第四是木。產地是城區的西廂(上、下坪)、南廂(鵝子湖),南八區的河角圩一帶,篁鄉區的香山、高頭一帶,三水區的肖木坑、寨塘坑,兼三區的羅福嶂。除羅福嶂的向潮汕輸出外,其余均向東江輸出。但羅福嶂木頭輸出潮汕價錢很貴,輸出東江的則價錢很賤,每年約值萬余元。二十年前出產較大。

木頭出口是龍川客子出本錢,本地木商作輔助。都上山去看完了,把山價(那山里許多木頭中,講定可以“倒”的那些木頭的價錢)交與山主,由客子自己雇工倒下來,本地商人則為之照顧,使木頭不被別人偷去。四五月是倒樹最多的季節,六月以后,倒的漸少,九月以后便不再倒了。木一倒下就剝皮。剝了皮之后至少有兩個月擺在地上,使它干起來。兩個月后如果市價好,出賣有利,就扎排子下河,往往有搭架搭到三四年的。本地商人對于樹販(外地客子)是處在一種工人的地位,他們稱樹販叫“老板”,而樹販稱他們叫“排頭”,利益的分配是老板九成,排頭一成。

第五是香菇。主要產地是三標和安遠交界之大湖崠、小湖崠、寨塘坑、上下壩,城區和安遠交界之上、下坪一帶山地,其次是雙橋區與平遠交界之葉子輋。香菇每斤二元,每年約出一萬元。安遠出香菇比尋烏多,銷往南雄,尋烏的銷往興寧。沒有客子來收,是尋烏人販了去賣。

第六是茶油。出在雙橋的大同、斗晏、荒塘肚、藍田、大田一帶。年約一萬五千斤,每百斤二十五元,共計三千七百五十元。從羅浮、岑峰兩條路對興寧、梅縣兩地輸出。

總計尋烏六種出產(單說出口部分)價值如下:

(七)尋烏的重要市場

  吉潭第一,鹽、米、油、豆是大宗。牛斗光第二,鹽、米略小于吉潭,油、豆與吉潭等。留車第三,布匹是最大宗,由興寧進口;油、豆次之。縣城第四,牛行要算第一門生意;第二是油、鹽、米行;第三算是布匹(從前贛州有布子來,民國十七年起沒有了,因為它是土紗織的,“一股大,一股細”,被興寧、梅縣的洋紗布搶了生意去。興寧、梅縣的布很好,“一掌平”)。雞生意雖大,但它只通過不歸“行”,故不算。澄江第五,油、豆、鹽在這里過駁,是大宗;米次之;鴉片亦是大宗,從興寧、于都來。石排下第六,油、鹽、米、豆的總口岸,但多屬通過,只鹽、米有些買賣。雞、豬、牛亦是通過。

此外,如岑峰(米)、公平(紙)、篁鄉、三標等處,都屬普通小圩場。

(八)尋烏城

(1)尋烏城是什么

對于商業的內幕始終是門外漢的人,要決定對待商業資產階級和爭取城市貧民群眾的策略,是非錯不可的。非常明顯,爭取貧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覺它的重要,高級指導機關感覺它的重要了,卻始終不能給同志們以行動上的具體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體工作方法指示出來。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東西才弄成這種現象嗎?我是下決心要了解城市問題的一個人,總是沒有讓我了解這個問題的機會,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給材料的人。這回到尋烏,因古柏同志的介紹,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兩位老先生。多謝兩位先生的指點,使我像小學生發蒙一樣開始懂得一點城市商業情況,真是不勝歡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們(尤其是做農村運動和紅軍工作的同志們)研究城市問題的興味,于研究農村問題之外還加以去研究城市問題,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們研究城市問題也是和研究農村問題一樣,要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然后于研究別個地方,于明了一般情況,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馬看花,如某同志所謂“到處只問一下子”,那便是一輩子也不能了解問題的深處。這種研究方法是顯然不對的。

尋烏的許多市場中,由于機會的便利,特為把尋烏城這個市場拿了來觀察一番。

說到尋烏城這個市場,真是不勝今昔之感。從前時候尋烏城的生意,比現在尋烏城的要大一倍。光緒二十七八年為最旺盛,那時候不但北半縣的澄江、吉潭要到尋烏城來辦貨,就是南半縣的篁鄉、留車甚至平遠縣的八尺也到尋烏城來辦貨。這是因為前清時候贛州的貨物經過尋烏銷往東江,東江也還要買贛州的貨,留車等地更不消說,因此中站地位的尋烏城的生意,當然便發達了。自從梅縣的洋貨生意和興寧的布匹生意發展了,便把贛州的土制貨色的生意奪了去,不但東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尋烏城辦貨了,南半縣的留車等地也不到尋烏城辦貨了。再則光緒二十七八年前還是所謂“功名頂戴”時代,還沒有行新政,縣城生意的大宗是贛州來的綢緞。那時以后時局變化,綢緞的需要減少,直到民國元年廢除“功名頂戴”,綢緞幾乎全廢,縣城生意就大大衰敗下來。尋烏城是這樣一個手工業商品和資本主義商品交戰表演了劇烈的榮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們注意呢?還有,尋烏城至今還是一個不定期的店鋪交易和定期的圩場交易并行著的地方,它約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堅城的內外,表現它那寂寞的情調,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臨時地熱鬧幾小時,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資料嗎?

下面是從各種貨物去剖解這個城的生活情況和組織內容。

(2)鹽

本城的一切貨物,大都是銷向城區的東西南北四廂和三水區的三標、水源兩堡這個區域里的,別的地方很少到本城買東西。惟獨鹽是例外。鹽的大部是銷往安遠、信豐,小部才銷在城區、三標。又因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里生意的第一大宗。城內有五家鹽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兩萬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萬元生意。

鹽分潮鹽、惠鹽。潮鹽好,但貴,每元(小洋)買十斤到十一斤。潮鹽色青黑,清潔能防腐。惠鹽色白,但質差味淡,因之價也較賤,每元能買十六七斤。要是貪便宜的人才吃惠鹽。尋烏的鹽,歷來是潮鹽多,惠鹽少。

開潮鹽行的,本地籍二家(匯通、新發昌),平遠籍一家(韓祥盛),萬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與本地合開一家(萬豐興)。匯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去年因做紙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現只存千元左右了。以上兩家都開了二十多年了。第三家要算韓祥盛,本約七百元,開了十幾年。第四家萬豐興,兩百塊錢進店,開了四年,現有本四五百元了。第五是新發昌,開了十多年,拉拉扯扯不上一百元本。

匯通店主鐘周瑞是個地主(開鹽行的只有他是地主)。店子開在東門城內,家住在南門城外。有二百二十石谷田,每年收獲兩季,每季出谷二百二十擔,一季完全交租,一季農民得著。他家里有個老婆,三個奶子(兒子),三個新婦(媳婦),一個等郎嫂(買來的,五歲了,因為她現在并沒有郎,還要等著她老板娘把郎生下來,故叫等郎嫂,別處叫做童養媳),連他自己,共九個人吃飯。沒有雇店員。他自己指揮他的奶子、新婦做事。這是城里第一個“資本家”。

韓祥盛,平遠八尺人,自己兩公婆,一個奶子,三個人吃飯。沒有請店工。每年能賺些錢。

新發昌,主人叫鄺明奎,車頭人,是個前清的文秀才。他開了十多年店,幾十塊錢做生意,兩公婆又一兒子吃飯。因他辦事公平,做了兩次商會長,前清一屆做兩年,去年到現在又是他,六十幾歲的白頭老人家。

(3)雜貨

大的上十家,連同小的共十六七家雜貨店。志成(興寧人)、綸泰興(吉安人)、義泰興(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義成、潘月利、王潤祥、潘登記、祥興、永源金(以上六家均興寧人)、均益(挑擔子出身,本地人)、駱晉豐(本地人,雜貨商人中只有他是個地主,收租三百擔)、范順昌(福建人)、黃裕豐(福建人)這十三家,就是大一點的雜貨店。其中黃裕豐以黃煙、紙張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布匹為主要生意。次于布匹就是洋貨生意。這個小小市場竟什么洋貨也有賣,略舉之有一百三十一種:

牙粉 牙刷 膠底鞋

皮鞋 套鞋 運動鞋

拖鞋 鉛筆 鋼筆(自來水筆)

粉筆 天然墨 毛筆

墨盤(硯池) 墨湖(墨盒) 筆套

筆架 漿糊 練習本

印色 原紙 油墨

教科書(沒有單獨的書店,附在雜貨店賣)

字畫 小手巾 肥皂

香堿 花露水 花露精

毛面巾 洋襪子 洋瓷面盆

洋瓷碗 洋瓷水角(把碗) 生發油

生發膏 手襪子(手套) 胭脂

圍巾 大小梳子 水粉

雪花膏 電筒 電土(電油[10])

洋火 香煙(有金字、中國、三炮臺、哈德門、扇美各種,以金字、中國兩種銷得較多)

麻姑煙 煙嘴 洋遮(洋傘)

草帽 禮帽 洋瓷茶杯

文明帽 洋氈 棉毯

球被(毛毯子) 絨線帽(小兒用) 夜帽

木棉枕 皮枕 中山扣

白骨扣 烏骨扣 海螺扣

陰陽扣 寬緊帶 吊帶

絲褲帶 洋褲帶 爽身粉

汗衫 扇子(烏紙扇、白紙扇)

鐘 表 叫人鐘

信紙 信封 日記冊

鏡子 眼鏡 洋刀子

兒童玩具(小洋槍、火車、不倒翁、人公子、小皮球、哨子,此外還有很多)

德國響刀 安全刀 揮剪

毛剪(以上四種均剃頭用) 皮夾子(皮箱子)

藤夾子(藤箱子) 洋靛(藍的) 染布用顏料(洋紅、烏粉、灰粉、品洋)

銅鎖 銅番鎖 鐵鎖

鐵番鎖 銅帳鉤 骨帳鉤

洋油 馬燈 不燈(即草燈)

寶蓋燈 洋瓷桌燈 蓮花寶蓋燈

三練洋燈 四方帶燈 六角帶燈

圓火帶 扁火帶(以上兩種均點燈用)

骨筷 漆筷 算盤

水煙筒 桿子煙筒 洋釘

銅煲(燒茶用) 輕鐵鍋子 輕鐵盤子

輕鐵調羹 明瓦 各種瓷器

骨牌 麻雀牌 棗子

泡圓 各種罐頭(牛肉、雜菜、鴨肉、冬筍、批把、沙梨、荔枝、龍眼、菠蘿、牛奶)

對聯 洋蠟燭 白洋蠟

葡萄干 洋線 鉛線

鐵線 墨水

以上一百三十一種,商人都叫作“洋貨”,在雜貨店里出賣。其中打橫畫的二十三種是銷數較多的,沒有打橫畫的各種銷數都少。一百三十一種中有一百十八種是從梅縣及興寧來的,梅縣來的占最大多數,只有洋襪子、圍巾等織造品大部分是從興寧來的。明瓦、對聯二種完全從贛州來。皮枕、信紙、信封、銅煲、洋油、扇子、水煙筒、毛筆八種,梅縣、贛州兩處都有來。皮枕、信紙、信封、瓷器、扇子、水煙筒,贛州貨不但占多數,而且比較好。信紙、信封,贛州的是本國紙制的,梅縣的是用洋紙制的。洋油、紙煙則廣東來多,贛州來少。紙煙是梅縣、興寧、贛州三處來。毛筆亦贛州來多,梅縣的只有很少一點。

為雜貨店里的次要生意的洋貨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說雜貨店里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紅、綠、柳條各種),竹布(藍、白、灰、烏、紅、光、青、印花各種),竹紗(白、灰、烏、藍、柳條、靛各種),綢緞(各種華絲葛、各種紡綢、薯莨綢、香云紗),呢絨(厚呢、粗呢、鏡面呢),夏布(白、藍、烏、機白、波心各種)。土布是中國人用洋紗制造,從興寧來。竹布、竹紗都叫洋布,從香港走梅縣來。綢緞中華絲葛、紡綢從杭州走贛州、梅縣兩路來,尋烏女人買來織頭帕,這種頭帕每個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約值十萬元,銷地是城區和三標。

雜貨店里除布匹、洋貨二個大宗外,還附帶出賣黃煙、糕餅和香紙蠟燭,也有搭賣零油零鹽的。

城內雜貨生意,前清時候每年總計十五萬元上下,現今十二萬元上下。十二萬元的分配是:布匹八萬余元(土布七萬元,洋布一萬元,呢絨二千元,夏布千余元),洋貨二萬元(每家多的千一二百元,少的二三百元),此外黃煙一萬元上下,糕餅四百元上下(只有兩家附帶賣糕餅),香紙爆竹五百元上下(附帶賣香紙的二家,賣爆竹的十三家)。

還待舉出幾家雜貨店,好更具體地了解他們的情況。

最大的雜貨店,店主陳志成,興寧人,在縣城、吉潭、澄江各開一間店。縣城這一間本錢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來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錢、伙食等項開銷,每年以賺得利息為止。陳本人又嫖又賭。

第二家要算綸泰興,三個份子合成,本錢二千元。除了開銷,每年賺得三四百元。

第三家算義泰興,三個份子,吊多錢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賺得一二百元。

第四家,羅義成,一人開,千多元本,每年能賺四五百元。很節儉,吃飯就是點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帶兩個徒弟,家眷在興寧沒有來。他是興寧人,早年來尋烏挑糖籮子,在縣城及四廂敲糖子賣,一個明錢[11]敲一塊小糖(現在敲一塊糖子起碼要一塊銅片[12]了),或者拿糖子換各種荒貨(頭發、爛銅、爛鐵、豬牛骨頭、爛棉被)。他就是這樣子起家的。他到尋烏有了三十多年,發了財,開雜貨店也有十大幾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幾年)。

郭怡和是本錢最小的雜貨店,百多塊錢本,賣些黃煙、紙煝、蛋、自來火、帶子、紅索子(紅繩子)、絲線、綜條(鑲鞋口用)、筆墨、毛巾、洋紗巾、骨扣等等東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參加我們這個調查會的)和他一個老婆,每年穿衣吃飯繳費百多元,生意賺項僅敷了它。他是萬安人,十二歲到尋烏,現在五十九歲了。他未來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尋烏做了六十年生意,連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歷來做的是雜貨布匹。光緒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時,有本三千元,從外邊繳(商家賒借貨物叫做“繳”)到五六千元,自己繳給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時雖只三千元本,卻做得二萬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尋烏城里第一家大商店。現在是往留車、八尺、牛斗光、車頭等處去買貨,那時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卻都要到尋烏城中他的店里來買貨。因為那時貨物來源主要是贛州(布匹、綢緞、紙張、筆墨、草帽、蘇席),吉安亦有來往(紫花布與絲線)。那時向贛州買三百塊錢貨,只付一百塊現錢,貨就可拿得動。現在不行了。這種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繳不動了。不獨贛州,梅縣、興寧也繳不動了。這是一種經濟的大變化。就是從前年(一九二八)起,“世界不好”。商家的貨繳與農民,農民受了重租重利剝削,本來就是窮的,加以前年蝗蟲吃了禾,同時又遭旱災,農民還不起本城商家的賬,因此本城商家也還不起梅縣、興寧商家的賬,梅縣、興寧商家都不放心繳給人家了。民國五年郭怡和遭了一個大搶(光復派率領農民千多入城,搶了許多別的店子。隨即官軍克復,又大搶郭怡和,搶去六千九百多元東西)。從這年起,就衰下來,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現時這個樣子。郭做過兩任商會長——民國十四年到十六年。

這里還要說到雜貨店的店員制度,看他們階級關系原來是那樣的模糊。

雜貨店的學徒三年出師后,照規矩要幫老板做一年。他在這一年的開頭,就把他在學徒時期穿的那些破舊衣服不要了,通通換過新的,因為他現在有了些錢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幫工一年將要過去的時候,能干的,老板繼續留他做;不能干的老板便辭歇他,老板對他說:“我的店里不需要這么多人做了,明年你要另找生意。”他斢到了一個新的店家,他的地位越發高了一些,衣服也穿得越發好了一些,薪俸(不叫工錢)也逐年加多起來。他的社會名稱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他在幫做的那一年中,老板給他的薪俸不是取講定數目的形式,也沒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板要給他做各色冬夏衣服。再則他如果回家去討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塊的盤費外(他家在遠鄉的),還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禮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討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遠鄉人,就以“盤費”的名義送給他一些錢,盤費數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邊人,那末徑直送他十幾塊到二十幾塊錢。幫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頭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做得好,店里長錢,他的薪俸便逐年增加。光緒年間生意好時,先生的薪俸最高有到一百二十元的,但現在因為生意零落,最高薪俸不過八十元了。忠實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給他做,自己回到家里去住也是有的;賺了錢分紅利給先生,賺得多分三成,賺得少兩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像郭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萬安去住家,把生意交給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靠不住的先生,是不能把生意交給他做的,因為他講嫖賭,“打斧頭”、“打雷公”(“打斧頭”、“打雷公”,都謂“吃油餅”[13])。

(4)油

油是本城第三門生意,從門嶺、安遠兩方面來,銷在城區及篁鄉,三標也有點把子(點把子即一點子)。只一家油行,劉福興,一百大洋領了一張“帖”,就算本錢。代客買賣,經過一擔油收行傭兩毛子。十一二月是頂大門生意,每個大圩(逢一為大圩)有一百擔,兩個月六百擔;小圩(逢四、七)三幾十擔,兩個月四百擔。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過三幾擔,通共不過三百擔。全年約一千三百擔,抽行傭約二百六十元。因為他領了帖,由他賣獨家,什么人都只能從他那里買油。帖從南昌省政府領來,要縣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領帖錢,才有帖子發下來。一百塊領帖費之外,還要五塊錢手續費。一張帖八年有效,過了八年成為廢紙,又要領過新帖。要領帖的不止油行,還有鹽行、豆行和牛行。

(5)豆

也只一個行,沒有店,城隍廟公地上買賣。何子貞是個公安局長,近來做警察隊長,尋烏的反動首領。他在民國十六年領了張帖子開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頂大門,兩個月有八百擔。全年約共一千擔,一擔(一擔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傭兩升,每擔豆價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約計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傭三百元。何子貞是本城人,住在東門外,小時很苦,平遠中學畢業,河南礦務學校讀了兩年,回來當小學教師,當了八九年,古柏、潘麗都是他的學生。民國十六年清黨前后,古、潘等領導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貞領導的“新尋派”發生沖突。民國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國十七年,三二五暴動把何子貞趕跑。四月,何子貞恢復勢力,大出頭,大罰革命派的款子,后來又做公安局長、警察隊長,漸漸發了些財,在近郊買了田地。他在民國十四年以前,即沒有與合作社派沖突以前,是代表商業資本勢力的,起始組織“留粵學友會”,開辦平民義學,時在民國十年。民國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縣城開大會,革命派勢力長起來,何便與封建豪紳妥協,并且取得了對封建派的領導地位,成為尋烏最惡劣的反動首領。這次紅軍到尋烏,他才率領警察隊(靖衛團[14])逃往項山。

(6)屠坊

只有三個案,擺在街邊,沒有屠店。三個案是劉奀二、陳老二、劉世渭。劉奀二從前有百把元本,現在了了(了了即沒有了)。陳老二、劉世渭也完全沒有本錢,因為買豬不必要現錢,豬殺了后收了錢再付豬價,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殺兩個豬,每豬一百斤,每年殺豬七萬二千斤。拿現時說,買豬進來每斤二毛半,賣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賺三分,全年可賺二千一百六十元,是個不惡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稅,從前三家每月出稅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為三家包繳屠宰稅,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殺豬賣,除非自己吃便罷。紅軍入城后,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銷路大增。稅又不要,賺了一個就是一個,屠戶人人歡喜。肉價,紅軍未來前每斤三毛二,現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陳貴和、高元利、元利棧、周裕昌、劉雙盛、凌文盛、彭同孚這七家是較大的酒店,范廣昌、鄺洪盛、駱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人)、劉雙盛(本地人)、陳貴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錢都不出百元。凌文盛(本地人)、元利棧(吉安人)、彭同孚每家不過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賣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為色黃,也叫黃酒。這是農民和城市貧民一般喜歡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壞人,又較便宜的原故。分為“雙酒”、“單酒”(只城里這樣稱呼,鄉下不說雙單而說“好”“淡”),雙酒酒娘多。賣酒以壺算不以斤算。雙酒十八個銅板一壺,是黃酒中最好的,普通人家請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們每餐喝一點,他就不吃飯也做得。單酒十個銅板一壺,口渴了,貧民買了當茶吃。雙酒生意比單酒大。范廣昌、鄺洪盛、駱得利三家均本城人,本錢都不過十把塊錢,賣的都是白酒。還有周裕昌賣的也有白酒。這種酒用黏米做,味較黃酒烈,出賣不講壺,零賣兩個銅板一杯,躉賣一毛六分一斤。白酒生意比黃酒少,黃酒約九成,白酒約一成。不論黃白,凡屬做酒生意,他的目的并不全在酒,拿了酒糟供豬(喂豬),是他更重要的目的。自己的豬吃不完,拿了發賣,兩個銅板一小碗。黃酒店最好的時節(三月至八月口渴時節)每店每天能賣五塊錢,平常時節(九月至二月)每天能賣兩塊錢。黃酒店每家每年可做一千零二十元生意,七家共計七千多塊錢生意。白酒店熱季半年,每天每家收一塊錢,涼季半年,每天只得五毛子,每家全年二百七十元,四家共只有一千元上下。

酒稅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約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8)水貨

水貨店里的東西多得很呀,“山珍海錯”就是它們的標語。水貨商人的榮枯得失,亦是頗饒興味的。下面先舉出各樣的品類,次觀察他們的得失。

咸魚第一大門。桂花魚、青鱗子、海烏頭、海鱸、剝皮魚、石頭魚、金瓜子、黃魚、金線魚、圓鯽子、大眼鰱、拿尾子(身大尾小)、鞋底魚(即“并背羅食使”,只有一側有眼睛,要兩魚并走才能覓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謂之“并背羅食使”,就是拿了這種魚做比喻的)、角魚子(頭上有兩個角),都是咸魚類,一概從潮汕來。

海帶 第二大門。有青帶、海帶兩種。青帶亦名贛帶,最好,贛州來。海帶少于青帶,貨較次,價錢較賤,梅縣來。年銷千多斤,兩毛子一斤。

糖 也是水貨店里出賣,第三大門。分為白糖、黃糖、冰糖、橘餅各種。白糖中有雪粉,看是好看,不甜,梅縣來;有粗白,很甜,惠州來;有糜白,中莊貨,惠州來。三種都是洋糖,一毛七八一斤。黃糖中有芋頭糖,一團一團的,梅縣來;有片糖,一片一片的,最好,惠州來;有散沙糖,摻有沙子,最差,惠州來。過去是黃糖便宜白糖貴,現在是黃糖貴白糖便宜。黃糖過去不過一毛六子一斤,現在漲到二毛四五了。過去白糖二毛六七子一斤,現在跌到一毛七八了。黃糖都是土糖,白糖都是洋糖。本城白糖每年銷千多斤,黃糖銷六七千斤(只冬季有來)。因為黃糖更甜,所以比白糖銷得多。冰糖從梅縣來,年僅銷幾十斤,兩毛多子一斤,屬洋糖。橘餅,梅縣來,年銷二三十斤,三毛子一斤。

以上各種糖中,以片糖銷數為最大門,因為做米果要用它,過年時候不論城、鄉、貧、富,家家都要做米果。

豆粉 第四大門。筠門嶺來的多,他縣來的也有。番薯做的,還是粉,沒有成條子,做肉丸等用。年銷幾千斤,一毛五六子一斤。

豬皮 第五大門。普通席面用碗豬皮做假魚肚。梅縣來。年銷千把斤,一毛子三兩,每斤五毛半。

閩筍 從梅縣、安遠兩條路來,“閩筍”是個名而已。第六大門。不但酒席用它,普通亦作粗菜吃,特別是割禾蒔田時候。尋烏自己本有些筍子,三四月間農民挑了賣到梅縣去,七八月后尋烏人要用,又零零碎碎從梅縣買了來。年銷五六百斤,二毛三四一斤。

魷魚 辦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門。梅縣來。年用三五百斤,每斤七八毛。

豆豉 年銷三千斤內外,一毛四子一斤。尋烏人也會做,做了熬醬油,沒出賣的。差不多家家要吃,放點油到里面蒸一碗吃得幾餐,人家省吃省用,往往這樣做。

面灰 即面粉,梅縣來,洋面粉多。做包子,做餃子,做面條,做糕餅,都要用它。尤其是糕餅用面最多:蛋餅、提糖餅、有餅(“有”,當地讀胖,意曰里面是空的)、五仁餅、豬油餅都是面做的。兩毛子一斤,年用百包上下。

洋蠟 一塊一塊的白東西。二毛五六一斤,每年銷四五百斤。

玉粉 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條子。梅縣方面來。普通人都吃它。一毛子半斤左右,年銷六七百斤。

以上十一門是比較用得多的,以下各門都用得少。

蓋市 魷魚里的一種,即是最好的魷魚,請上客才用它。梅縣來。用得不多,每年三兩百塊錢生意。普通的魷魚叫“洋魷魚”。

菜莆 就是蕪菁,和蘿卜相像,腌了的。走信豐來。每年銷得三兩百斤,端午過了才有賣,八月一過就沒有來了。兩毛子一斤,比西粉貴一點。

魚翅 四毛子一兩,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參 每年用三兩百斤,比魚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魚肚 用三兩百斤,價和海參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參必定要用魚肚,便不用假魚肚的豬皮了。

墨魚 只用四五十斤,每斤價七八毛,同魷魚差不多。

珧柱 銷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貢魚干 僅銷十斤八斤,每斤價二毛。過去可銷七八十斤。

大蝦 銷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蝦并不是很大的蝦,它的名字又叫“蝦米”,不比“潮蝦”有四兩一個的。

蝦殼 極小的蝦子壓扁起來好像蝦皮一樣,叫做蝦殼。銷得百多斤。過年過節家家要鑲豆腐——把豆腐挖一個口,把豬肉、魚子、香菇連同蝦殼,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醬塞了進去,叫做鑲豆腐。蝦殼價每斤一毛多。

蜇皮 三毛子一斤,銷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 大的叫做“蠔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銷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沒有賣。

天青 一種海魚,大的有扇子大一個。本城少賣。

以上蓋市到天青各種都是海菜,從潮汕來。

金針菜 即黃花,兩毛子一斤,年銷四五十斤。

云耳 銷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緒年間每斤不過五毛子,漲了一個對倍。梅縣來。

香菇 銷百把斤。冬菇較好,兩塊零錢一斤。春菇較壞,一塊二三毛一斤。本地出產。

冬菜 白菜制成罐頭,過去走天津來,近來梅縣也可以造了。銷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 豆腐皮卷成條子,兩毛多錢一斤,銷四五十斤。興寧來。

豆腐霉 即腐乳,梅縣來。豆腐漿、芋子、面粉三樣東西做成,與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

胡椒 白胡椒,銷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緒年間不過四毛錢一斤,貴了兩倍。烏胡椒,銷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緒年間不過兩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國來的。

欖豉 把生橄欖煮熟,去核發霉,即成欖豉,尋烏叫欖角,梅縣叫欖豉。每年只銷得十多斤,每斤價二毛多。

醬油 本地做的也有,門嶺來的也有。小黃豆子蒸熟,曬得半干,攤開使它上霉,再拿了去煮。煮出來的水加進香料和鹽,就成醬油;煮后的豆子就成豆鼓,但這種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沒有濾去醬油的豆子。豆豉和醬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較大。豆豉每月銷得二三百斤,年銷三千多斤,每斤價一毛四。醬油每年銷三幾百斤,每斤價一毛半。

柿花 年銷百把塊錢,小的三個銅板一個,大的一毛子兩個。

紅棗黑棗 兩樣年銷百零斤,黑棗四毛子一斤,紅棗兩毛子一斤。

龍眼 一年只銷十把二十斤。有殼的三毛多子一斤。無殼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藥店里才有。

荔枝 很少有賣。價和龍眼略同。

楊桃干 銷得幾十斤,四毛子一斤。

從柿花到楊桃干各種均從梅縣來。

瓜仁 就是瓜子,信豐、門嶺都有來,三毛零子一斤,銷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種都是水貨店的生意。此外,水貨店還附帶賣洋油和茶油。

水貨店中的盛衰興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順昌老店、順昌興記、盧權利、湯堯階、榮春祥、駱接賜、張均益七家,是水貨生意中大一點的。此外,還有賣水貨的小攤子若干家。其中,順昌老店和張均益是雜貨店兼做水貨。

順昌興記是順昌老店的分支,水貨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塊本錢,每年向梅縣繳得動兩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飯,生意賺項僅敷繳用。

盧權利,算第二家水貨店,梅縣人,資本千多兩千元。除水貨外,還做桐油、茶葉、香菇、茶油各樣,運往興、梅做“行崗生意”,他做的水貨生意不如興記,這一宗卻是興記所沒有的。他也能在梅縣繳得些些動,因為他是梅縣人,生意頗紅,繳千把八百都是沒有問題的。他自己兩公婆,請了兩個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繳用外,每年至少賺兩三百元,財氣好的年頭,千把八百也要賺。

湯堯階,蕉嶺人,資本二千元,沒有請先生,繳用以外,無錢賺。早幾年開油鹽行很賺錢,前年起蝕本,改做水貨。

榮春祥,本地人,資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幾十擔谷田,七八人吃飯。不請先生。用度呢,生意賺了錢來開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儲蓄起來,算水貨店第一家好的。蘇維埃成立,把他的田沒收了一部分,不待說心里是嘔氣的。他小時很窮,幫土豪管賬賺了些錢,買點田起家。

順昌老店主人范興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個人,請了個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貨生意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淵甫是個大地主,三個兒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擔谷。后來敗下來,土地分散,范興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擔谷子的田了。現在蘇維埃分田,他家還能分一點進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卻能收百多擔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沒有做生意。順昌興記是他共祖公的兄弟開的,有四五十擔谷田,二十多個人吃,蘇維埃分田有點分進去。前清末年到民國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興記、達記、茂記、鈞記、鴻昌、祿豐等七家店子,做的綢緞、布匹、雜貨、水貨各色生意,招牌響得很,贛州繳得動四五千元,和那時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國十一年起漸次衰敗,到民國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興記兩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場變動了——洋貨市場代替了土貨市場,即梅縣生意代替了贛州生意,尋烏南半縣不需要贛州土貨的供給了。這個原因,是和郭怡和失敗同樣的。其次是因為子弟很多,生長在那些封建經濟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業資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賭,大吃大著,“練腔調”(鬧闊氣),把個家門了了。那時候(民國十年以前),尋烏的城東小學(一些地主湊股子辦的,五塊錢一股)是個有名的“畢業公司”。全縣地主子弟練腔調無出息的,拿了錢去這個公司里坐三年,得張文憑,就大擺其架子,用他們的名片上“城東小學畢業生”幾個字,回到家里騙祖宗。什么叫做騙祖宗呢?第一是剛畢業的時候,祠堂里頭照例賞給畢業生一些錢,叫做“搶花紅”;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舉人有功名的平分學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畢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爺們竟有六七十個進了這個畢業公司。他們畢業后,在他們的大小公堂中,除開搶花紅得谷子外,單分胙肉一門,每年得一百斤。

駱接賜,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個人吃飯,沒有請先生,蒸燒酒,賣水貨,除開銷外,能賺一頭二百塊錢(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從前好嫖,討了個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塊錢討來的),老實勤快,酒糟又可供豬,所以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擔谷田。

張均益,做水貨又做雜貨,一頭二百元本,其余是借來的。沒有請先生,指揮他的兒子做生意,每年頗有些賺頭。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個挑夫,幫尋烏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縣,從梅縣挑了布子及咸魚回到尋烏。他自己挑東西,同時又當夫頭。這種夫頭的職務是能夠賺錢的。尋烏商人拿了錢給他去辦貨,尋烏城的老板和梅縣的老板兩頭都給酒錢與他,因此他就慢慢地發起財來。

擺攤子的水貨生意,每家不過幾十元本,多的不過一百元,他們的貨是從本城大水貨店和過往小販那里買來。這種擺攤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發起財來。本城由擺攤子起家開店的有許多家,潘登記、何祥盛、羅義盛、劉恒泰、范老四都是。他們有家,但沒有開張門面的店,一、四、七挑著擔子趕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著擔子趕吉潭的圩,這樣子掙得幾個錢來。

(9)藥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楊慶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黃裕興、福春堂等七個藥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來是篁鄉人,姓劉。小時因家窮,父母把他賣給潮州池姓藥商。后來他到尋烏開藥材店,本錢千元內外,就當起老板來。廣東商人有句俗話:“不怕扯,只怕絕。”那些沒有兒子的人,一定要買個兒子傳代,就是為了“怕絕”呢。也有為了勞動力需要的理由而買兒子的。普通買了來,聰明能干的把他做兒;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買來的,他因生子不育,又買來一個兒子,隨后他自己也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娃子,連他的老婆共七個人吃飯。又帶三個徒弟。有些錢賺。藥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稱了進來,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藥嫩料兩類,粗藥(水藥)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補品,只土豪才買得起。嫩料有價錢講,粗藥聽藥商話價。七家藥店中,只百和堂、楊慶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楊慶仁,樟樹人,過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兒子賭掉幾百塊,現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樹人,百元左右本錢,和尋烏劣紳何子貞及天主堂陳神父(梅縣人)勾結。陳神父借給他四百元,此外還向土娼來鳳子借了兩百元,除藥店外再開了一間洋貨店。來鳳子的錢是從哪里來的呢?她跟了賴世璜[16]部下一個連長,去年回到尋烏,帶來了三百塊造孽錢。王普泰想方法巴結來鳳子借了這筆錢。錢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許多禮物給來鳳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樹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黃裕興、福春堂都是樟樹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藥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慶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黃裕興、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參加反動組織的,反動派會議他必到場,雖然他表面上沒有做什么官。雜貨店的陳志成,水貨店的寶華祥,火店的同來安,都是以商人干與政治。蘇維埃勢力進城,四家都被沒收。

(10)黃煙

城里有兩家制造黃煙的店子。一家叫黃裕豐,上杭人,在尋烏開店開了兩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賣紙張雜貨,賺了萬多塊錢,拿回上杭買了田,現在本城店里還有本錢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號,也是自己制黃煙,安遠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開張。

黃裕豐請了兩個工人,一個刨煙,一個打包。涌泉號請了一個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飯,這一點與雜貨藥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無肉吃、無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則平日有吃,因此沒有特別的打牙祭。吃飯也有些不同,先生經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則人少時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幾個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喚工人,喚做“師父”。

雜貨店、水貨店的黃煙,多是從這種制黃煙的店子里買去的。

(11)裁縫

共有用機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劉芹英、黃嫂子、廖接芳、劉森河、劉師父、謝神保、范癩子、謝其龍、何祥古、謝師父、黃老五、黃上先都是用機器的,每家一架“車子”(即縫紉機)。每家的老板都同時是工人。每人帶個徒弟,縫下子邊,打下子扣絆。這種裁縫店的資本,就是買一架機器的本錢。機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別人用舊了的)。民國九年以前,尋烏沒有縫紉機,一概手工做。民國九年有個興寧人何師父,第一次弄來一架機器開店。他原先是在留車開店,民國九年搬到縣城來。因他“剪刀很利”(尋烏人說裁縫偷布,不說他偷布,而說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帶著車子回興寧去了。前年(一九二八)還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內有幾架是買了別人的舊車子。其中黃老五手藝頂好,生意頂大,勾結官廳及豪紳,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賺錢買了田地。三二五暴動,他即表現反動,這次革命勢力進城,他就跟反動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樣,民國九年何師父創用機器,興“上海裝”(破胸、圓角、打邊)。民國十二年,上海裝不要了,行一種破胸、方角、大邊裝。去年起行“廣州裝”(七扣四袋而身很長),一小部分人喜歡穿這一種,但多數人還是大邊裝。從來的衣,一律是舊式的“大襟裝”,從興新學起,開始有破胸新裝,到了民國七八年,新裝漸漸多起來。但直到去年,拿全縣人口說,還是舊裝的多,新裝的少。近兩年來,尤其是土地革命勝利后,新裝日漸加多,特別以青年為普遍。青年學生,不待說老早是新裝,青年農民、青年工人,大多數也是新裝了,除非是很窮無錢做衣服的才仍然是舊裝。在青年群眾中,特別是鞋子起了個顯著的變化。去年夏季,南半縣抗租得了勝利,冬季又分了田,農村中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膠底鞋和運動鞋來(這種鞋的底是從廣州運到興寧,興寧做成鞋子,每雙十毛左右)。赤衛隊和蘇維埃辦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們還要佩個電筒,系條圍巾,有些還要穿薄毛羽的夾褂子褲。

城里手工縫衣店至今還剩三家。

手工與車子的比較是:手工做一件的時間,車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價的比較:每套短衣褲手工做七毛,機器做六毛。貨色的比較:車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機器哪得不驅逐手工?

全縣重要圩場吉潭、澄江、石排下、車頭、牛斗光、留車、篁鄉(采用機器比任何一處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處,都有縫紉機,因此全縣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廢除手工、采用機器做衣了,特別尋烏的南半縣機器化的速度更發快。

(12)傘

彭萬合、李祥仁兩家造紙傘。彭萬合是武平人,在尋烏城開傘店,開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來尋烏時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傘逐漸賺了錢,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動前,連田產共有千多兩千塊錢資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的父親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尋烏南門外田背地方買了六十擔谷田,起了一棟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內做傘生意。田背的田租給農民耕種,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個兄弟,死了四個,還有三個兄弟,六個兒子、侄子,一個母親,三個婦人,五個媳婦,共十八個人吃飯。兒子在初等學堂讀書。他們三兄弟中,他是做傘的,三十歲了。請了兩個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歲,曾在革命派辦的中山中學讀過二十幾天書,就碰著三二五暴動,反動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沒收他田背的家產,燒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東學校畢業,不過老三讀的是在“畢業公司”時代的城東學校,老七時城東學校卻已經是改造過的,即革命的中山學校派辦理的時候了。因此老七于城東學校畢業后,也就進了中山學校,加入“暴徒”隊伍里。老三自城東畢業后,就在武平當小學教員,現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現在只有四五十元資本了。他父親彭盛祥時代(光緒年間)紙傘還很盛行,那時候社會用的傘有了三成洋傘,還有七成是用紙傘。民國到今,恰好斢了一個方向:洋傘占去七成,紙傘只有三成。不論城鄉,不論工農商學,凡屬“后生家”和“嫩婦女子”,差不多一概打著洋傘了。洋傘是從梅縣和興寧來,因此彭盛祥時代南半縣的留車、牛斗光要到縣城彭店來買紙傘,現在卻通通往梅縣、興寧買洋傘去了。從前彭萬合每年要造出三千把紙傘發賣,現在每年不過只造得千二三百把了。從前(光緒年間)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兩個人了。傘價從前每把二毛五,于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個南康老表,四十多歲,傘工出身,民國初年當了老板。四五十元本,每年出傘二千左右,請了兩個工,一個削骨子,一個褙紙,他自己上油。

洋傘有羽綢傘、洋布傘兩種。羽綢傘通是日本貨,中國不能做。洋布傘的洋布和鐵骨也是外國來的,中國人把它繃起來,加上一個傘把子。羽綢傘每把價一塊大幾(謂一塊五毛以上),洋布傘每把一塊二三。紙傘、洋布傘、羽綢傘的銷行比例是:紙傘、洋布傘各百分之三十,羽綢傘百分之四十。

傘業現在沒有人學徒弟了。拿尋烏城來說,不但現在,近十年來就沒有人喜歡學做傘了。它的原因不外:一、傘業的前途是沒有希望的;二、傘店的學徒比雜貨店的學徒要辛苦,學做傘十三四歲才去學得,要煮一店人的飯,又要買菜,又要掃地,又要撿拾作坊里一切拉拉雜雜的東西。

(13)木器

從前只有一家,胡東林,贛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開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種木器出售,如臺、凳、椅、桌、床鋪、腳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盤、招牌、匾額(酬神、祝壽、頌德等用)、對聯、書箱、衣箱、壁櫥,學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禮用的扛盒和撐格,等等。

木器店算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銷在城區,而且銷往各區各縣。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給工農貧民,而是供給地主階級、中等商人和富農的,因為他的那些東西工農貧民要不了,除非為了嫁女才向他買些小衣箱、小柜子之類。他家很苦,在贛州。二十年前他從贛州來尋烏幫人家做木工,積了點子錢開個小木店,慢慢發展,盛時請過四五個工,賺了千把塊錢,付了一半去贛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沒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個工人,他自己做,兒子幫一點,僅僅敷口。衰敗下來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縣沒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響。地主階級和其他有錢人也不做壽了,也不做熱鬧喜事了,酬神和歌頌功德也停止了,學校也大半關門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敗下來呢?

他的木器的樣式,凡供給封建地主的一概是舊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進步樣范的,那就是學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師有來往。南門外福音堂和教會醫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親戚薛某,去年邀了十個人打了一個“月月標”的會,每人五塊錢,共五十元起本,開個小小木貨店在城隍廟側邊,不請工,兩父子做,一年蝕了本,奄奄無生氣了。

工農貧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場上供給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腳盆呀,飯甑呀,飯盆呀,飯勺呀,水勺呀,鍋蓋呀,傾盆呀(覆菜碗、覆鍋頭的盆子),砧頭呀,菜板呀(切菜用,圓的叫砧頭,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籃呀(盛了割下來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礱盤呀(推子),樓梯呀,等等東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圓木的”匠人們挑了來賣。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東西,是依了時節和需要而向圩場上供給的。礱盤一種要定做。風車要上杭師父才能造。全縣有十來個上杭師父,每年由上杭來一二次。水車一門,本縣農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縣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著水車這種東西。

南門外還有兩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貧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資本家乃至稍微有幾個錢的佃農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請木匠做棺材。只有極窮人家,或是“抖緊”時候(急用時候),才會買這種火料子。失了東西或被人損壞了東西的人,常常是這樣破口大罵:“愛割愛絕的!愛絕人毛的!火板子夾的!火料子裝的!”(“愛割”的“割”,消滅的意思。)這就是形容火料子這種棺材是不名譽的人才用它的。有錢人家自己請木匠做棺材,這種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風車的師父們,他們兼著造棺材。 (14)火店

有劉萬利、合昌隆、劉鴻興、溫得利、潘發利、潘金利、湯日恒、同來安、曾記濤、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劉奀二(兼賣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擔子的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賣牛的,背包袱子的(背著包袱子向著別地找生活去),四鄉到城里來打官司的,往贛州讀書的,變把戲的,賣膏藥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緣的,行醫的,看風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蓮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擔子客人中,大多數是雞鴨客子,少數是挑煙皮客子(煙皮即煙葉)。

開火店不要多的資本,只須幾條舊被窩,幾床粗席子,買點米買點柴火,就可開張。店屋租錢要在幾個月后才交付。

開火店賺錢,靠賺那些撐傘子的和穿長衫子的。他們來了,把點好東西給他們吃,把點好床鋪給他們睡,要走了給他們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擔子的及其他窮人來了,火錢(即歇錢)飯錢都要輕些。吃飯照碗數算,比長衫客子照餐數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會吃的一碗又一個零碗就夠,不會吃的半碗也夠)。吃酒的一壺水酒等于一碗飯價。火錢每夜三個銅殼子(即銅板),因為要點一盞燈火,還要燒水洗身,故要火錢。冷天蓋被窩,另拿被窩錢,每人兩個銅殼子。火店賣酒飯的利潤,每十毛本賺四毛。真的講起來,開火店的賺錢,還是靠畜豬子,因為火店的糠、飯湯和零飯,是經常有的。

火店的對頭是警察和衙門口的差人,因為警察、差人要盤查,常常借了盤查為難客子,弄客子的東西,如像借了查煙土,一轉眼把客子的銀錢偷去了。若當戒嚴時候,還要因對答不妥當受那無妄的飛災。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還沒黑,就在黃垇、河嶺、長舉、新寨等離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來,火店的生意大受影響。

火店中,同來安店是反動的。店主陳登祺,出身卻是貧農,家在留車,窮得沒飯吃,因為他會兩手打,便在留車一帶鄉下教打。民國七八年他到縣城當法警,民國十四年就開了同來安店,兼做油行。他因與官廳勾結,又跟留車劣紳陳吐鳳要好,三二五暴動時保護縣長謝寅出險,為謝所賞識,政權恢復,被提拔為靖衛隊長。他率領隊兵到雙橋一帶擄人勒款,焚燒革命群眾房屋。謝縣長走了,他回到火店里。這回蘇維埃沒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滿三千人的尋烏城,卻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尋烏城里吃飯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價廉,二是方便。尋烏的農村中也是很喜歡吃豆腐的,不如尋烏城這樣厲害,卻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兩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兩升半的價錢是五毛,豆腐一桌的價錢是六毛半,賺一毛半。所謂“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塊,零賣每毛子七塊,三個銅殼一塊。若是小豆腐干,則每桌九十二塊,每毛十四塊,三個銅殼兩塊。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種。水豆腐銷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開豆腐店賺錢,主要還是拿豆腐渣畜豬子。因為每天普通只能銷一桌豆腐,特別情況才能銷兩桌,每天只能賺毛半子到三毛子。畜豬子每年可畜兩道“豬媽帶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豬,每店每年可畜四個,約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豬供米要多,還不如畜豬子劃得來。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邊磨豆腐,一邊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學難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稱師父。”

(16)理發

全城理發店八家。民國元年以前器具都是舊式的,裝式則一律是辮子。民國元年起,開始用洋剪(揮剪和毛剪),樣式一概和尚頭,沒有別的。民國二年開始興“東洋裝”,器具還沒有大鏡子,也沒有化學梳和輕鐵梳子。民國六七年,興“平頭裝”、“陸軍裝”,還是沒有大鏡子等。民國十年加上贛州來的“博士裝”,尋烏學生到贛州讀書傳來這種新樣。民國十二年開始有了寬八九寸、長尺二三的大鏡子,又將一尺長四個腳的“單凳子”換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開始輸入了輕鐵梳。這些新式器具都是從梅縣來的。民國十五六年大革命時,開始輸入化學梳。東洋裝的名目消滅了,博士裝也差不多沒有了,但原來在學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頭裝和陸軍裝,卻在青年工農貧民群眾中普遍地盛行起來。“文裝”、“花旗裝”、“圓頭裝”(梅縣人譏笑這種裝叫“暹羅柚”)這三種,卻是新添的花樣,盛行于小資產學生群眾(這個群眾是接受資本主義文化反對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裝亦名“西裝”,花旗裝就是美國裝,它的來源是從南洋傳到梅縣,由梅縣傳到尋烏的。現在縣城及別的大市鎮中,剃光頭的可以說完全沒有了。鄉村農民中,還有一大部分是剃光頭。在整個人口中,那種剃平頭、陸軍頭等等新樣子的,還只是一個小部分,這一個小部分又全數屬于青年群眾。

理發價,剃光頭、揮光頭都一毛,揮各種新裝一毛半,修面只半毛。

開理發店要四五十元本,師父普通請兩個,少的一個,至多三個。工價以半年計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發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塊錢生意,普通是一個老板兩個工人,平均每天能進三元,每年能進千元內外。開銷工錢百多元,其余都歸老板,再開銷伙食(以四個人計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內),可賺四百元內外(老板自己的工錢在內)。這一筆錢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賭。

剃頭和裁縫,不論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賺項儲蓄起來發財的,原因是這兩種人多半聰明伶俐、好嫖好賭、好吃好著。為什么這兩種人是這樣的呢?大概由于他們社會地位的卑下。前清時候,社會上看剃頭工是屬于“下九流”的。別的地方,縫工的社會地位也很卑下。縫工雖有老婆,但他們仍是好嫖。剃頭工則十個有八個沒老婆。這種沒老婆的人并不覺得苦楚,他們倒在嫖的上面表現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對“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腳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煙銃),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戲),六唱戲,七差人,八剃頭,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舉子二流醫,三流問卜四堪輿[17],五流丹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鐵

三家打鐵店,葉師父、楊師父、李師父。楊師父安遠人,葉、李均于都人,每家資本五十元內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頭,鋤頭,鐵鉔(即耙頭),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鰱鯉刨,梭鏢(尋烏土話“尥子”,梅縣叫“挑筆子”,東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鍋鏟(炒菜用),鏟子(刨鍋頭用),火鉗,火鏟,鉤環(挑水用),鐵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種鐵器(各種刨鐵、各種鑿子、斜鏟、鐵錘、凳頭鉗、角羅鉆、割刀),鐵尺(做衫壓布用),綿刀子(裁縫用),馬刀,關刀,雙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鐵釘,門鎝(上門用),鐵箍。除馬刀、關刀、雙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銷向城廂附近。打鐵器和打鐵方法,一概舊式。

鐵是城區南廂的黃沙水,雙橋區的鐵鉔水、石塅坑,南八區的車頭、橫徑、大陂角六處地方所產,每處都有爐,鑄鐵,又鑄鍋頭、犁頭、犁壁(犁)。鑄出的鐵不但銷在本縣,大部分還是銷往惠州、石龍,也有銷往門嶺的。鍋頭除銷本地外,約有半數銷往會昌及贛州,還有一小部銷往潮汕。犁頭、犁壁銷在本縣。每個爐子要挑響炭的(響炭即木炭,鑄鐵、鑄鍋都用它,挑的約二十人),燒炭的(用木燒響炭,每窯三人,五窯炭供一鐵爐,共十五人),運砂的(鐵砂從山崩下,農民挑運賣與打爐子的,這種工人不便統計),以及爐廠內的工人(高爐鑄生鐵十人,炒爐鑄熟鐵十二人,鑄鍋頭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柜和行走三人),共計一爐鑄鐵需二百人上下。每個爐子單鑄鐵要資本千元,單鑄鍋頭也是千元,鑄鐵兼鑄鍋頭則需二千元,大宗開支是砂子和響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錢。爐廠有獨家開的,也有合股開的。工人的工錢,師父(工頭)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板的。坐柜每年七十元。師父和工人以日計,做一天算一天,坐柜以年計。還有神福、紅包和來往盤纏,都是老板對工人的繳費。師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蝕本。師父會做的每年可得工資五百元。每間爐廠每年能生產四千元,六個廠二萬四千元。民國以前沒有洋鐵來或來得少,工價又便宜,尋烏的鑄鐵生意比現在大,會做的爐廠每年能生產二萬元以上。前清時雖只有兩間爐廠,卻共能生產四萬余元。現在爐數加了,每間爐廠的產量卻減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錢貴(工錢貴是因外來工業品貴)和洋鐵侵入。

鐵價現在比三十年前(光緒二十五六年)貴兩倍,那時生鐵每擔(四十斤左右)最貴不過十一毛,現在卻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錢買一斤生鐵。三斤生鐵打成一斤熟鐵,價五毛。

本城三個打鐵店,兩個于都人,一個安遠人。鄉下打行爐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鐵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爐子出門,高爐每座四個人打,矮爐三個人打,共有鐵工一萬三千左右。他們打鐵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廣東,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間爆竹店,鐘老板,會昌人,幾十塊錢本,開了六七年。自己及請的一個師父共兩個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習慣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尋烏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兩塊錢。今年初一反動政府宣布戒嚴,不準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準放,爆竹生意因此大減。南半縣農民暴動區域徹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鐘老板的爆竹生意減少了,從前梅縣和門嶺兩方輸入尋烏的爆竹,近來也停止了。

(19)打首飾

尋烏的婦女們也和別的封建經濟沒有徹底破壞的地方一樣,不論工農商賈,不論貧富,一律戴起頭上和手上的裝飾品,除大地主婦女有金首飾外,一概是銀子的。每個女人都有插頭發銀簪子和銀耳環子,這兩樣無論怎么窮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釧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飯吃的女人就有。銀也是個名,實際是洋鐵皮上面涂一點銀,有些是銅上面涂一點銀。打這種首飾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幾十元做本。他們的首飾,一部分是人家來定做的,一部分是用個小匣子裝著背往四鄉去賣的。七家首飾店中,有四家是一個老板、一個工人、一個徒弟三個人做事,一家是四個人做,一家是兩個人做,另一家只一個人做。學徒制度與理發業差不多,不過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爛一些。

(20)打洋鐵

一家,劉俊記,興寧人。前年來本城開店,以前無所謂洋鐵。三幾十塊錢本,一個老婆、一個徒弟和他自己三個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鐵燈呀(不燈),盛洋油的壺子呀,盛茶油的壺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燒茶吃的壺呀,洋油透子呀(濾子),酒透子呀,盛茶葉的瓶子呀,各種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這樣一個洋鐵店乃社會需要的。生意也很賺錢,三個毛子一只洋油瓶,從本城、吉潭、三標、澄江、牛斗光等處雜貨店里收了來,做成洋鐵器以六個毛子賣出去。此次紅軍進城,劉俊記不知何故跟著反動派跑了。

(21)修鐘表

也是一家,葉公昌,梅縣人,除工具外,十把塊本錢,專門修理鐘表。全縣除本城一家外,牛斗光還有一家。兩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開的。尋烏全縣有十二萬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鐘表,共有鐘或表二千四百個,所以需要一兩家修理鐘表的店子。

(22)圩場生意

尋烏城還是個店鋪生意和圩場生意并行著的城子。以尋烏情形說,圩場生意代表半自然經濟,店鋪生意代表商品經濟。店鋪生意與圩場生意的比例是:店鋪占百分之七十,圩場占百分之三十,可見商品經濟勢力超過自然經濟很遠了。

圩場生意的要項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鋪不做這門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許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農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運到廣東去。梅縣人或大柘人挑來一擔鹽,兌一擔米回去,叫做“鹽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尋烏城一切生意大。尋烏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鹽(年十萬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貨(十萬元),第四豆(二萬余元)。米價,光緒二十六年每擔(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國元年五元,民國十六年旱災有過十六元,本年紅軍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蕗基,從四鄉挑來“赴圩”。木炭(響炭)價,光緒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國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漲到二十二毛,現每百斤十六毛。片柴價,光緒二十六年每擔(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國元年二毛二三,民國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國十六年到現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豬肉。前頭店鋪生意中已講了的三個案子,其實應該講在圩場生意里面,因為是圩場上的生意。

第四豬子。細豬子(兩個月的)和豬條子(三四個月的)都沒有行,都在圩場上買賣,每圩約三十個,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個上下。現細豬子每斤三毛,豬條子二毛,大肉豬二毛五。為什么豬條最便宜呢?因為豬條子是四五十斤一個,不是很沒有錢用的人不肯拿了出賣的,但迫得拿了出賣時,人家就卡他的價錢了,他也只得忍痛丟手。

第五雞鴨。本地四鄉來圩上零賣的,為數不多,平常每圩雞鴨兩門十把二十只,也有時一只都沒人要的,這證明了尋烏城之苦。過年過節每圩可銷百多只。價錢,雞每斤四毛半,鴨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場出賣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鋪生意中木器項下附帶講過了。現在講竹器,谷籮、谷笪(笪讀達,即曬簟)、畚箕(挑灰糞下田的)、雞鴨籠、豬籠、籃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東西的)、磨欄(即欄盤)、糠篩、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撈(撈箕)、筷子、掃把、洗鍋把、掇耳子(即鳶箕,比畚箕小)、角籮(小孩子裝米果吃的小籮子)、簍(即魚籃,摘茶子[20]也可用)、河子(即“得魚忘簽”[21]之簽,別處曰篆)、茶籃、簽麻(斗篷)、菜籃、曬籃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場上賣。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莧菜、蕌頭、脈子、芥藍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絲瓜)、節瓜、甜瓜、黃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廣東人叫吊菜)、鳳菜(又叫空心菜,別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蘿卜、韭菜、蔥子、茼蒿菜、白菜、菜頭(芥菜頭)、當機(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八月豆)、老虎豆、樹豆子、青豆芽、黃豆芽、馬齒、黃芽白,以上各種小菜都由附近鄉村供給本城居民。

第八魚。有鯇、鰱、鳙、蝦子、鯉、鯽、黃鱔、泥鰍、蝦蟆、蝦公、元魚(腳魚)、河魚子、“搶”等等。普通市上賣的只有鯇、鰱、鯉、鯽、黃鱔、泥鰍、蝦蟆數種,其余各種不經見。鯇每斤二毛半,黃鱔每毛十兩,泥鰍每毛一斤,蝦蟆每毛七兩。“搶”是少有的大魚,尋烏城去年曾賣過一個四十斤的,別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帶循河上來,個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糍粑、那子(粉皮)、板子(軟板子、鐵練板、鐵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魚子板、苧葉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種)。圩期到了,他們就來了,特別是“會景”的時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時候)來的更多。一兩塊錢本錢。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薺次之。此外,批杷、柚子、楊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貨”、“嫩貨”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嬌呀,月娥呀,鐘四妹呀,謝三妹呀,黃昭坤呀,戊秀呀,潤鳳呀,大觀蘭呀,小觀蘭呀,昭娥呀,來昭呀,玉淑呀,五鳳呀,亦娥呀,都是這個苦群眾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觀蘭、亦娥兩個外,都是人們所謂“嫩貨”,潤鳳、戊秀、月娥、五鳳、昭坤五個更加著名。

科舉未廢、文武兩考盛行的時候,也有現時這樣多的娼妓。科舉既廢,逐漸減少,光緒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幾名了。往后又漸加多,到現在又恢復科舉時代的盛況。南半縣革命向北發展,同時紅軍開抵澄江,娼妓們許多跑下鄉去了。她們中間傳說,“紅軍見草不留,掃把都要過斬”,所以她們嚇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標人多。尋烏人有句俗話,“三標的貨,項山的糯”,就是說的三標女子美麗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業興盛的時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紳次之,豪紳子弟(所謂少爺)很少插足。十年以來換了一個地位:豪紳嫖娼的最多,少爺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為什么嫖的少了?因為他們的生意不行時了。豪紳為什么嫖的多?他們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為歇店,長年長月住在妓家,過年過節才回家一轉。他們的嫖錢哪里來的?打官司,鄉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給鄉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這樣子得到供給娼妓的費用。少爺們為什么從前沒有到城里嫖的,近來有很多嫖的了?“畢業公司”等類的學校興起來了,少爺們脫離那溫暖的家庭走到城里來讀書,覺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爺們的足跡就多起來了。

(24)同善社

約當光緒二十七八年時,贛州一個綢緞店恒孚號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尋烏來開辦同善社,他就是所謂天恩先生。那時的善長古鶴甫是個秀才,住在城里,家務也不很好。后來善長改了潘明典,是個拔貢,有千元上下家資,現做九江地方法院書記。郭友梅是光緒二十七八年進的同善社,那時候有社員百把八九十個,以后還進了好多,最盛時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發源在四川,由那個四川的同善社發出公事到各省開辦同善社,各省的政府準許后再向各縣開同善社。贛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來到尋烏,首先拜會縣知事,知事贊成了,出了保護告示,同善社就可以大大地開起來。入社是要經過神明的批準的,一個筒子放些紙坨子,有的寫個“準”字,有的就是白紙。同善社的神明叫做達摩祖師,介紹人引導要進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頭祈禱之后,伸只手到筒子里拈那紙坨,拈個“準”,便進同善社,拈個白,不能進去。有個屠夫三次都是拈個白的,有個土豪四次都拈個白的,“莫說無神也有神哪”。林虎到過尋烏城,好大一個頭,二十八九歲,威武得很。許崇智也曾到過這里。林虎部下營連長有七八個進了同善社,在這里扎了一個多月。進同善社要入社費一元,以后隨時捐錢,也不勉強。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來要捐錢,公事上說:“捐了錢,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飯哪。”郭友梅捐過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尋烏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個是女子。他們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農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謂農民沒有貧農,都是“有碗飯吃的”,“不求人的”。民國七八年省政府來公事要停辦同善社,停了一兩年。隨后唐生智有公事來,說“善菩薩,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辦起來。民國十二三年政府又來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靜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兩天內不能和女人睡覺,睡了就不靈驗。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層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講,郭友梅還只兩層工夫,未曾聽得什么秘密。四川有個九層工夫的天恩先生到過贛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兩塊錢接天恩先生的風。方本仁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兩次“龍華會”,社員都到,見人出兩毛錢,向祖師磕頭,奏鼓樂,吃齋菜。

進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尋烏縣長曾有三個進了同善社,他們和社員們一樣到同善社磕頭。

(25)人口成分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

尋烏這個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來,才知它還完全是一個農業手工業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業比例如下:

職業     人口數   百分比

農民   一,六二○    六○

手工業者   二九七    一一

游民     二七○    一○

娼妓     一六二     六

商人     一三五     五

政府機關   一○○     四

地主      七八     三

宗教徒     二二    一弱

共計   二,六八四   一○○

看這個表,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這個城市還是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向附城一帶耕田的和開小作坊做手工的占著住民的最大多數。所謂手工業者,包括各業手工工人和手工業主,商店的店員也算在內。所謂手工業,就是縫紉店、黃煙店、酒店、傘店、爆竹店、理發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飾店、洋鐵店、修鐘表店、屠坊店這一些。所謂宗教徒是耶穌教十人,天主教三人,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純粹地主十二家,共約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里面。商人是指鹽行、雜貨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貨店、藥材店、火店等,共計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余家,三十幾個妓女,卻養活一百六十二人。不工不農不商,專門靠賭博敲詐、為統治者當走狗吃飯的流氓,他們的人數竟超過商人一倍,和手工業者幾乎同等。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計,便等于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合計,這表示失業群眾之多是怎樣的可驚。所謂政府機關一百人,是指新的縣蘇維埃、城區蘇維埃兩個機關(四十人),加上縣蘇赤衛隊(六十人),不是指的舊政府。但是舊政府機關人數也是與新政府人數差不多的。說到這個群眾中的領袖部分,即那舊社會的指導階級,自然不是那總數占百分之八十七的農民、工人、游民和娼妓,他們是被統治者,統治者是那僅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穌教天主教傳教士等。商人的商會雖沒有多大權力,商人群眾中卻有幾個人參加那統治全縣的縣政府。不過那幾個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業資產階級說話,他們是接受地主的領導,幫著做些事。這也是因為尋烏城商業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

商人而能向政界話事的:第一個算何子貞,豆行老板,用個假名出張帖子拿給別人去開。他自己一面教書,一面當公安局長,又當警察隊長,又當國民黨委員。他父親承包牛崗稅,剝削牛商。他初回尋烏表現的是資產階級意識,頗有新派之稱,后來便與地主妥協了。現逃。第二個是黃光甫,水貨店寶華祥的老板,商會的文牘,能到衙門話事。現逃,店沒收。第三是火店老板陳登棋,初當法警,升靖衛隊長,跑衙門。現逃。第四是雜貨店主陳志成,雖沒做官,卻事事與反動派同謀,有會必與。現逃,店沒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舉如下:

何德新 從前收租五六百石,現收百石,七八個人,僅夠開銷。鄉人和衙門有交涉時要請他話事。他兒子何挺拔,平遠中學畢業,新尋派中堅分子。

何成治 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賣,是城內第一個大地主。何成治死,寡婦當家,買個兒子不能話事。

劉佛榮 收二百多石,人少,有谷出賣,尋烏城第二個大地主。“水浸牛皮——很吝”,不與外事。

劉段軒 只收幾石谷。中山派,與何子貞打官司打窮了。他的兒子還在贛州班房里。他的兒子是贛州第四中學畢業,新的城東小學校長。

范老八 百多石,有多余。他哥哥開順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門。此次派款三百元。農民沒收了他。

范家聲 百多石,有多,十五六歲,中山學生,被何子貞罰款。此次又被蘇維埃派款一千元。

張三玉 百多石,有多,寡婦管家,不出面。

鄺四嫂 幾十石,有多,一個兒子,一個孫子,不反動。

吳老四 已死,留個寡婦,一個兒子,一個孫子,百多石租,有多,不話事。吳老四光緒年間坐縣署征收柜,全縣錢糧由他過手。死了四年。

范明才 先前開雜貨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有多。民國初年當保衛團總,是劣紳,好嫖,好賭,現跑了。

何祥盛 擺攤子出身,做水貨生意發財,三二五暴動被罰款,生意關門。他兒子何家常,買來的,梅縣東山中學畢業,三二五暴動領袖之一,共產黨員,過番去了(往南洋叫“過番”),現到福建。

何學才 何子貞之父,縣衙刑房科寫口供,后做堪輿,承包牛崗稅,買了幾十石谷田,是個大劣紳。

以上十二家是純粹地主(兩家中地主,十家小地主)。其中何德新、范明才、何學才三人是積極反動分子,劉段軒、范家聲兩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兒子何家常是共產黨員,其余六家是所謂“只顧發財不管閑事”的。

下面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鐘匯通 尋城第一家鹽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余剩,跑衙門,話事情。

駱晉豐 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實,不話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夠。老三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會會長,同善社主任教員)也只幾十石,僅糊口。

榮春祥 幾十石租,全部儲蓄著,做生意吃飯,不話事。

溫榮記 八十石,全存著,做生意吃飯。第三個兒子溫錫純與新尋派勾結。

林筆利 水貨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閑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鐘匯通與溫榮記是反動派,余都是所謂“不話事”的。五家中鐘匯通、駱晉豐兩家是中地主,余三家是小地主。

第四章 尋烏的舊有土地關系

本章目錄

(一)農村人口成分

(二)舊有田地分配

(三)公共地主

A.祖宗地主

B.神道地主

C.政治地主

(四)個人地主

A.大地主

B.中地主

C.大中地主對于生產的態度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E.小地主

(五)富農

(六)貧農

(七)山林制度

(八)剝削狀況

A.地租剝削

1.見面分割制

2.量租制

3.“禾頭根下毛飯吃”

4.批田

5.批頭、田信、田東飯

6.谷納、錢納

7.鐵租、非鐵租

8.“要衫褲著去撈”

9.勞役

10.土地買賣

B.高利剝削

1.錢利

2.谷利

3.油利

4.賣奶子

5.打會

C.稅捐剝削

1.錢糧

2.煙酒印花稅

3.屠宰稅

4.護商捐

5.牛捐

6.賭博捐

7.財政局總收入

8.派款借款

(九)尋烏的文化

(一)農村人口成分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點零四五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點四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百分之三

破落戶                  百分之一

新發戶                  百分之二

富農(有余錢剩米放債的)         百分之四

中農(夠食不欠債的)           百分之一十八點二五五

貧農(不夠食欠債的)           百分之七十

手工工人(各種工匠,船夫,

專門腳夫)                百分之三

游民(無業的)              百分之一

雇農(長工及專門做零工的)百分之零點三

(二)舊有田地分配

公田                   百分之四十

地主                   百分之三十

農民                   百分之三十

(三)公共地主

A.祖宗地主

尋烏公田多,成了各區普遍現象。各種公會多得很,祠堂里的公會如什么“公”什么“公”,差不多凡屬死人,只要是有“后”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錢的,他的所謂后者必定從他們的家產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個公。這種湊份子立公的辦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湊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現錢。再則那什么公還在時,他自己就留出田產立起公來,這一種比前一種更多。公田一經成立,就年年收租。租除祭祖用費外,大概總是有多余的,便把它積蓄起來。積蓄的方式不是拿谷積蓄,而是拿錢積蓄,就是每年把多余的谷子糶給貧民,把錢積起來。積得若干年成一筆大款,便購買田地。如此下去,這一公的田地就漸漸地增多起來。但這積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是由他的子孫均分了去。多半是子孫窮苦的多才主張分的,子孫富足的多呢,那便不主張分了。分是在什么時候呢?又是怎樣一種分法呢?就是當那過年過節時候從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沒有分(有些族上寡婦有分),每人分得幾斗谷、幾斤肉。這種谷叫“紅丁谷”。肉有四個項目:一是“胙肉”,從前是秀才、舉人有功名的人分的,后頭加上“畢業生”。二是“房股肉”,每房一份。三是“老人肉”,七十以上的人每人一份。四是“丁肉”,每個男子一份。分的次序:先分胙肉,次老人肉,因為這兩種人是可貴重的,每人大概分一斤。次房股肉,每股十斤八斤的有,十多二十斤的也有,整的分出去,再零分與房眾。為什么要分房股肉呢?這是一種斗爭,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對分房股肉,主張分丁肉。但結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數少的房份的意見分了房股肉。為什么少數對多數勝利呢?因為這種公的產業,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權利的。次分丁肉,不是每個公都有分,多數公是沒有丁肉分的,這是因為公款不多,或是人太多了的原故。有少數公堂谷肉不是平分而是輪分,名義叫做“輪收”,又叫“管頭”,輪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開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頭的荷包里,這并不算“吃油餅”,因為這樣做正是公堂經濟存在的根本原因。為什么呢?當他那個祖宗還沒有死,把家產分拆給兒子們的時候,為了怕他的子孫日后把分得的一點田產變賣了弄得沒有飯吃,就從田產中挖出一部分不分,作為公田,永不變賣。一面有了他死后的祭費,一面呢,他的窮困的子孫便得了周濟了,這叫做“留出后路”。他的子孫也很贊成這種辦法,因為這就是為自己留出后路。凡那祖宗生前沒有立起會的,祖宗死后,子孫們只要稍為富裕也必定為他立會,出名叫做祀祖,其實是為了自己。所以輪流收租名則是輪流替祖宗收租,實則是輪流替自己收租。在這個意義之下,那些貧苦子孫往往鬧著要分公田,同時富裕部分的子孫卻反對分公田,成為一種氏族內部的階級斗爭。那些窮苦人鬧著要分公田也不是要分了田去耕種,他們是要分了田去變賣,得錢還高利債或買明天的早飯米。在這種情形上面,看得出貧農群眾因為他們苦得沒有米煮,便把什么“祭掃”呀、“慎終追遠”呀等等封建思想逐漸地不要了,他們的生活迫著他們要不了這些寶貝了。

總計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

B.神道地主

神道地主即神、壇、社、廟、寺、觀六種。“神”是指的各種各色的神,許多都有會,如趙公會、觀音會、關爺會、大神會、真君會、婆太會、賴爺會、公王會、伯公會、文昌會等等,都是沒有廟的。還有一種醮會,祈神之用,也屬這一類。在上述的各種神內有一部分是立了“壇”的。壇是立起一塊石頭,有的幾塊石頭壘成一個小屋,那里面藏著好靈驗的神呀,因此叫做壇。不論神、壇,凡有會都有公田,出錢弄這種神會的通通是富農地主。神會的產業百分之九十五是田地,百分之五是谷子和錢。這種田、谷、錢,叫做“會底”。目的:一是為神,因為神能保佑他們人畜清泰,財丁興旺;二是吃東西,神誕那一天吃一頓,過年過節還有肉分,但要斗了份子的才有吃有分。斗過份子后來窮了的,有頂退份子的辦法,譬如每份是五塊錢會底,人家就出五塊錢給他“頂”了去,他就算是“退”出了會。“社”是與“神壇”有別的一種“社壇”,每個村子有一個,即使那個村子只有三家人,也有個社壇。為什么要社壇?保佑禾苗沒有蟲子食、牛豬六畜不至于遭瘟,保佑人們得到康健。每個社都有會,二月起,十月止,每月都開會,會期普通是初二,有些地方是十六。開會那天,同社的人每家來一個,不分貧富,一概有份,殺豬買酒,大吃一頓。吃過之后,開堂議事,作陂開圳呀,禁六畜傷害禾苗呀,禁胡亂砍伐山林竹木呀,條規不一,議論紛紛,也沒有什么主席,也不要什么記錄。雖然亂講一頓,卻有一種自然的秩序。就是當那所謂“老前輩”或所謂“更懂事的”講得“更公道”的時候,大家都說他的話“講得好”,就是這樣子成了決議。這種社是群眾的,雖然也信神,卻與地主富農的神壇完全兩樣。這種社的會議是農民作主,不是豪紳作主,也不完全是富農作主,是大家來而“更公道”的人的話為大家所信仰,這個人就作了無形的主席。社壇有公堂的最少,大多數是每月初二開會(要敬神)時候大家斗錢,每人每次二毛、三毛至四毛,不來吃的不出。再講到“廟”。廟是有屋子,而屋子里面有菩薩的。廟有個廟祝,土名叫做“廟老”,是個老頭子,服侍菩薩,招扶香燈。廟多少有廟田,也有無田的廟。有廟田的,廟老吃廟田的租,無廟田的,廟老伙食從群眾中捐錢谷。廟有城隍廟、關帝廟、三官廟、三圣宮、賴老廟、龍王廟、關岳廟、楊公廟、東岳廟、江東廟等等。廟的性質,是所謂“有功德于民則祀之”的意思。神壇是地主需要的,社壇是農民需要的,廟是地主、農民共同需要的。廟的田產很少,租入不夠香紙費及廟老用,所以不是嚴重剝削所在。“寺”則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剝削厲害的地方。寺產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為什么施田地給和尚呢?因為佛教是大地主階級利用的宗教,大地主為了“修子修孫修自己”,所以施田給和尚。五福庵、回龍寺、正覺寺、觀音閣、東筆山、大悲閣、鵝湖庵、西竹山、天臺山、獅子巖、三角崠、角公巖、法華庵、西華山、南陽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龍山,都是城區附近的和尚寺。道士齋公的叫做“觀”,則有云蓋崠、大山里、川塘坑等等。觀的田產的來源和剝削的狀況,與寺無二樣。

總計神道方面(神、壇、社、廟、寺、觀)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二十。

C.政治地主

又分二類,一是考棚、賓興、孔廟、學租一類屬于教育性質的,一是橋會、路會、糧會一類屬于社會公益性質的。

縣城的考棚田收得六百五十石租,經手的豪紳“吃油餅”吃去一百八十石,交出四百七十石與考棚。考棚田的來歷是前清時候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許多谷子,建筑余款,置買田地,作為考棚年修經費。起個“尚義祠”,把那捐款大地主的姓名寫在木主上,捐多的主高,捐少的主矮。

賓興田的來歷也是地主捐起的,田散在全縣各堡,多數仍由原主管理,年交收獲之五成與縣城賓興祠。賓興祠在各堡設有分局掌管田產。田產的用途是作為鄉試、會試的路費及中了舉人、進士的獎賞(主要還是作為鄉試路費和鄉試獎賞),獎賞的別名叫做“花紅”。縣賓興祠年可收千五六百石谷租。鄉試(省考)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舉行。每屆尋烏試考的一百多人,每人路費二十四元,中了舉的有花紅百多元。賓興祠內有百幾十塊木主,寫的都是出捐的豪紳們的名字。科舉廢后,凡在贛州第二師范畢業的,每人發參觀費三十元,使他們好往江浙一帶參觀。此外,往外國留學的也曾津貼過一回,一個留學日本的給了三百六十元。縣城辦簡易師范及高等小學,即是用的賓興祠的經費。

建筑學宮也是地主捐錢,因此也如尚義祠、賓興祠一樣,起了一個“好義祠”,紀念那般捐主。后頭祀孔經費又捐了千多元,是款子不是田地。

學租是各姓地主捐集,為獎勵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如篁鄉古姓有學租一百石,車頭鄺姓有二百多石,至少的也有幾十石。此外城區有“薪水會”,各區也有。各區普遍地有“文會”,性質同是獎勵取功名,但系一種地方形式,由幾姓或一區集合起來的。還有篁鄉古姓某地主(古柏的祖父)捐出一百石租起個“尊育堂”,卻是獎勵全縣讀書人的,算是一個特別形式。

總計教育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至于公益性質的橋會、路會、糧會的土地,數亦不少。不但大橋、長橋有會,村落小橋也往往有會。有會就有田,都是地主、商人捐起的,目的是修理橋梁。起始錢少,逐年放債堆積起來成了大數,置買田地。每年十二月算數、敬橋神,名之曰“做橋會”,捐主都來吃一餐,吃了之后還分豬肉,所以橋會實在是個剝削機關。橋會大的有八千元,田產每年收租五百石,那就是留車的浮橋。小的有二三石租的,乃是很小的小橋。

路會不多,會田也少,全縣不過十大幾個(十五個以上叫十大幾個)路會,每個路會不過收七八石谷。為什么橋會發達路會零落呢?因為路爛了修補易,不修補也不至于完全不能走人,橋則不然。

糧會也少,全縣不過幾個,如篁鄉的嚴姓,大田的梅姓,車頭的鄺姓,吉潭圳下的劉姓,各有一個,各有些田地。多的如車頭鄺姓糧會有五百石租的田,原是“軍田”,現充糧會。糧會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糧,抵制政府向族內各家迫糧。各方敲榨,各人不利,故斗錢成立糧會,或由各小公出錢斗成。有了糧會,法警只找糧會一處,免得各家受害。沒有糧會呢?法警來了,腳錢多過糧錢,逾限不完要算利息,利又非常之重,因此起個糧會。糧會起始錢也不多,也是逐年放利積起來的。

總計公益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四)個人地主

A.大地主

以上說了公共地主部分的土地,再說個人地主部分的土地。個人地主土地在全部土地中占百分之三十,比公共地主土地要少。個人地主土地中又以小地主(收租不滿二百石的)土地占大多數,中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上但不滿五百石的)土地次之,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土地最少。

全縣共有八個頭等大地主,如城區的劉土垣,篁鄉區的羅含章,南八區的謝杰、鄺文榮,雙橋區的梅洪馨,兼三區的潘明征(綽號“屎缸伯公”),澄江區的林朝官、王菊圓,收租都在于石以上。其中最大的算“屎缸伯公”,他是兼三區的項山堡人,連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及他在吉潭圩上開的藥店、雜貨店,共計價值三十萬元,田地收租一萬石左右。他是全縣豪紳的領袖。民國初年他的第三個兒子潘夢春(是個文理不通的腳色,沒有考過科舉,也沒有進過學堂)做過縣財政課長(國家財政)。民國六七年他的大兒子潘奕仁(是個秀才,粗通文理)做過三年縣財政局長(地方財政,管理考棚、賓興、牛捐、賭捐、護商捐等款)。民國十三四年潘夢春又做全縣保衛團總公所長,統轄七區保衛團,全縣實權都在他手里。他在總保衛團任內為了要錢用,同時北洋軍閥鄧如琢部隊到縣要軍餉,發了許多紙票,使用了幾個月,被一個中地主叫賴翱虛的在省城一狀告了他,才停止了。民國十五年國民黨勢力來,他就失勢,但他立即和原來帶資產階級色彩的、這時已經和地主妥協了的新尋派結合,當上了國民黨縣黨部委員。今年三月豪紳們把縣長胡澤凡推倒,他就上臺做縣長,紅軍到來他才跑往武平。他有七十多支槍,被武平鐘少奎收編去了。劉土垣算第二個大土豪,但不活動,是個中學畢業生,在縣里沒有權。謝杰,江西陸軍學校畢業,做過賴世璜的師長。現在上海組織什么贛南鎢礦會,爭鎢礦自辦加入改組派,組織“江西自救會”,出版《自救日報》,反對蔣介石。對于“剿共”,呼號甚力。王菊圓,贛州第四中學畢業生,澄江方面很有勢力,和流氓很要好。他在澄江圩開三個店,做水貨、雜貨及鴉片煙販賣生意,店的后樓開個鴉片煙館,讓流氓們去吃不要錢,因此取得一班流氓對他的擁護。他嫖人家的老婆,別人若不識高低也去嫖時,流氓們就要給那個人以厲害的打擊,有受這種打擊弄得傾家蕩產的。

尋烏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有十二個。曹善成(西廂田背),收租五百石,祖父發的財,是個“老稅戶”。丘樹烈(西廂圖合),收五百石,無大用。他的兒子是個工程師,南洋大學畢業,到英國打過一轉,現在天津什么鍋爐公司當工程師。曹愿森(東廂),收五百石,本城高小畢業,四十歲了,在東廂有權。黃甲賓(北廂長舉),收七百石租,國民黨員。何子貞想利用他,他不出來。現在投機,向農民表示好意,要槍交槍,要錢出錢。他說:“國民黨沒有用,出了錢不能保命,出到蘇維埃還可保命。”謝善德(三標鴨子墓),五百石,讀老書的,是個“山老鼠”。王佛盛(水源垇背),五百石。兒子王維藩,北京朝陽大學畢業,國民黨員,在外未歸。藍紹宗(澄江),五百石,藍死了,寡婦當家。曹國棟(吉潭),六百石,從前稱萬戶,造房子用掉一些,高小畢業,“屎缸伯公”之戚,與潘夢春合作。易展良(雙橋區桂石下),五百石以上,開頭反動,田快被分掉,又罰去千多元,窮了,不反動了。賴鵬池(雙橋區丹溪),稱萬戶,五百石以上,前清附生,老實得很,辮子還留著,但不反動。鄺明經(南八區雞子叫),六百石,他的第四個老弟當白軍營長,反動,全家走盡。陳萬保(廷嶺),六百石,做豬販,做煙土販,開雜貨店。他自己不反動,他的老弟是新尋派,和他共家,很反動。以上頭等大地主八個,二等大地主十二個,共二十個,江西人所謂“萬戶”就是指的他們。為什么要把他們逐一列出來?為的要研究這個階級的政治作用,不列出來便沒有充實的例證。

為的這個理由,我們還要把中地主列出來,只是小地主為數太多不便列舉。地主階級中為什么要分出中地主,因為中地主的政治作用不但和小地主大有分別,和大地主亦顯然有分別。

B.中地主

首先舉城區。丘偉伍(西廂圖合),收四百石,日本帝國大學皮革科畢業,在贛州貧民工廠做工程師半年,民國十一年回尋烏做教育局長,進國民黨,新尋派領袖之一,為新尋派計劃,是個厲害的東西,紅軍到尋烏,同謝嘉猷一路跑了。黃甲奎(北廂長舉),收三百多石,平遠中學畢業,尋烏國民黨指導委員,新尋派分子(新尋學校教員),積極反動。駱松盛(北廂長舉),收三百石,城內開駱晉豐雜貨店,不積極反動。有個侄子是國民黨員,高小畢業,說共產黨的壞話。何挺拔(北門城外),收三百多石,平遠中學畢業,國民黨干事,新尋派主要人物,努力于反革命。劉佛榮(小東門外),收三百石,不反動,做醫生。

三水區:雷昌響(三標長排),三百石,是個“山老鼠”,無用。胡恩榮(三標圩),三百石,是個齋公,不問世事,專門要兩個銅錢,在家里困覺。胡鏡如(三標圩),二百石,贛州第四中學畢業,二十多歲,三標有名的土霸,參加縣政權。凌魯石(三標徑石),三百多石,老秀才,做過多年財政局長,又做什么課長,又做考棚首士,一連干了十多年,賺了錢,在三標起了新房子,五十多歲。袁德和(水源袁屋,最反動地方),二百石左右,中學畢業,國民黨員,反革命。此外,三水區還有中地主多人,記不清楚。

澄江區:藍子乾,四百石,省立中學畢業,在澄江圩開藍協泰雜貨布匹店,反革命。謝嘉猷,三百石,高小畢業,四十多歲,做過十四軍謝杰部下團長,尋烏團防總隊長,改組派,把紅軍五十團第一營消滅的就是他,江西陸軍學校畢業。凌希賢,三百石,中學畢業,新尋派,國民黨員,澄江新圩開個店。

兼三區:陳玉橫(吉潭),三百石,平遠中學畢業,吉潭的土霸,新尋派主要人物,“屎缸伯公”的孫婿,很活動。劉太宗(吉潭圳下),四百石,賭博頭子,流氓出身,賭博發財,民國五年還是“當烏”(做賊挖壁,夜間出門,叫做“當烏”)。潘金棣(項山),二百多石,梅縣師范畢業,新尋派,國民黨積極分子,吉潭靖衛團總。潘明瑞(項山),四百石,“屎缸伯公”親屬,吉潭圩上開了兩間雜貨水貨店,項山反動首領。潘觀瀾,雖是個百多石租的小地主,卻是反動首領,潘麗死于他手。贛州高小畢業,做小學教員五六年,那時并不反動,三二五暴動前后就腐化反革命了。他的父親是個賭博頭子,以此發財。潘明典(項山坪地),百多石,前清拔貢,民國法政畢業,做過陸豐、會昌兩縣知事,又做本縣教育局長數年,還擔任許多別的事,有“身兼九長”之稱。本是個中等地主,運動省議員用掉四千多元,還是落選。去年做南昌高等法院管獄所長,今年在九江做高等法院書記官,是個官僚主義者。說話很漂亮,字也寫得好,樣子也好看,又很規矩,像個孔夫子。潘景文(項山大壢),三百多石,前清秀才,老先生。潘國才(項山村),三百石,也是個老秀才。潘國卿(項山村),只有五六十石租,高小畢業,葉子輋土匪的秘書,反革命。劉翰元(劍溪),二百多石,不中用。

篁鄉區:李其瑯(篁鄉圩),三百石,賭博出身,兒子李含輝高小畢業,反動派重要分子。劉玉接(篁鄉圩),二百多石。兒子劉金燕,南昌心遠中學讀書,又進了滬江大學、上海大學各讀過一下,過去接近合作社派。劉玉麟,劉玉接的弟,四百石,是個啞巴,四五個兒子均小學畢業;小兒子讀過中學,參加三二五暴動,現反革命。賴壽成(紅頭嶺),四百石,兒子賴世芳梅縣東山中學讀過書,反革命。賴翱虛(紅頭嶺),四百石,秀才,上海理化專修科畢業,做過縣立高小校長一年、教員五六年,運動省議員失敗。兩個兒子中學讀書,其中一個又在北京師范畢業,接近合作社派,三二五暴動時新尋派向他進攻,現在兩個均反革命。汪子淵(山子下),二百石,篁鄉的反動首領,是個大劣紳,做過保衛團總,賓興分局長。劉經曦(司城村),三百多石,梅縣中學畢業,父親在胡謙那里干事,被土匪打死了,不反動。劉荃蘭(司城),二百石左右,高利貸起家,現在也不反動,兒子加入農協,因誤會被農民亂槍打死。羅成添(溪尾),四百石,買半毫子黃煙都要同人講價錢,是個守財奴,要錢不要命,他那村子整個的反革命。羅福壽(溪尾),前有三百石,分開了,反革命。羅佩慈(溪尾),二百石,做過于都縣長,是個詭計多端的人。三二五暴動前大家還在秘密準備,他看出來了,在農村中散布改良欺騙主張說:“家里的谷子要趕快平價,不要錢,發與本姓的貧民,不然不得了。”是個反動首領,豪紳中很厲害的。羅祿壽(溪尾),二百石,兒子是新尋派,喜出風頭。古樂三(塘背),兩兄弟合計三百石。他哥子是個秀才,做過兩任省議員。他自己在胡謙那里做過軍需,陳炯明時代做過五華縣的一個區長,全縣反動首領之一,帶三四十支槍,跟謝嘉猷跑了。古光瑞(塘背),二百多石,高小畢業,反動。古化南(塘背),二百石,是個老實人。古光祿(塘背),四百石,守財奴,頂好便宜,買小菜都要講價。他兒子在梅縣東山中學畢業,是個莫名其妙的家伙。(以上塘背各古,均古柏同屋人。)古有余(塘背),五百石,開紙行,又賣煙土,又開花會,縱賭。他是個守財奴,不問世事,專門要錢。因他是強房中的弱股,他的親支大家欺負他,向他要五十就五十,要一百就一百。嚴錦繡(高頭),過去喚萬戶,做屋做窮了,剩三四百石谷,開了間鋪子在公平圩,子孫十幾個,不問世事,發財為主,算得個“山老鼠”。嚴國興(高頭),百多石租的小地主,以做生意為主,公平圩開雜貨店,同時販紙,商家來往扯得通。貝嶺、巖下的商人借錢給他,連同他自己的錢,共用掉六七千元,運動省議員,失敗,現負債。篁鄉區的反動首領之一。嚴錫柏(高頭),二百多石,開了間雜貨店在公平圩,不甚反動。(以上兼說了幾個小地主,因為他們是著名腳色。)

雙橋區:黃慶云(黃田),二百石,不反動。羅守漢(黃沙),二百石,不反動。趙尚欽(腴田),三百石,平遠中學畢業,反動。謝友豐(腴田),二百石,不反動。陳德全(留車),二百石,在留車開鹽行,反動,二十一縱隊把他槍斃了。陳鏡日(留車),二百石,不反動。兒子陳繼光參加三二五暴動,梅縣中學畢業,三二五暴動失敗,跑往南洋。陳山牛(留車),賭博鬼,二百石谷,不反動。陳標記(留車族坑),過去是萬戶,分開三四家。陳標記死了,他的兒子“不子六”有三百石,在留車開水貨店,反動首領。陳國才(留車族坑),二百石,梅縣中學畢業,反動派。陳吐鳳(留車族坑),二百多石,大劣紳,尋烏五虎將之一。“潘(明典)謝(虛左)陳(吐鳳)彭(子經)鄺(太瀾),尋烏五虎將。”“新尋”、“合作”兩個新派起來后,老的五虎將就倒臺了。陳及潘、彭、鄺都是秀才,只謝是畢業生(尋烏簡易師范)。廖洪貴(石碣),二百石,開個水貨雜貨糕餅店在楓山圩,不反動。劉俊福(坵坊),過去稱萬戶,分開了,現有四百石。兒子劉鴻翔,贛南中學畢業,又在北京文化大學讀過書,狗屁不通,卻十分反動,雙橋區反革命首領之一,現還在死守炮樓。劉石福,劉俊福的兄弟,二百多石,過去拿錢辦過小學,現亦在炮樓中。劉元瑛(坵坊),二百多石,在炮樓中。劉作瑞(坵坊),四百石,三二十個人的大家庭,參加革命,把田分掉了。原因是早前和劉俊福爭田買,又為了一個奸情案起釁,三二五暴動他家有人參加,失敗,劉俊福誣告他,并勾結葉子輋土匪把他家燒掉了。現在他侄子劉國香做區蘇維埃委員,劉日升做鄉蘇維埃委員,他自己在家不問事。他是梅縣第五中學畢業生,老實得很,二十三四歲,比他侄子還年小,官司是他侄子的父親即他的哥子主持著打的。劉寶華(石貝),三百石,兒子在縣中山中學畢業,參加革命,做共產黨區委書記。劉開香(石貝),二百石,高小畢業,不反動。湯思賢(下磜),三百石,梅縣中學畢業,新尋派中堅分子,十分反動。湯立賢(下磜),二百石,黃埔生,做過靖衛隊長,新尋派。湯佛淑(下磜),二百石,是個劣紳,人稱土霸,小學教員講習所畢業,新尋派走狗。曾超群(上磜),百多石[31],梅縣中學畢業,不反動。曾錫麟(芳田),三百石,讀老書的,放高利貸放得很厲害,他和他的侄子曾光華(小學畢業)反動到十二分,均在坵坊炮樓里被農民圍困著。曾菊香(芳田),二百石,侄子曾產豐,高小畢業,是個共產黨員,房子被葉子輋土匪燒掉了。曾海瀾(伯公垇),過去是萬戶,最近分拆,他得二百石。參加三二五暴動,被曾錫麟告狀用去千余元,葉匪又罰他,老弟被葉匪捉去罰款六百多元。現不反動。易頌周(桂石下),二百石,前清秀才,是個劣紳,與葉匪有勾結,現跑走了。何子文(丹溪),過去是萬戶,分開了,現在二百多石,反動不厲害。鐘寡婦(丹溪),二百多石,反動派,跑了。賴榮俊(岑峰),二百多石,過去是小劣紳,現不反動。梅仁華(岑峰),二百石,不反動。梅調先(大田),秀才,三百石,反動派,逃走。賴文蓮(大同),三百石,紅軍二十一縱隊捉著罰了二千元,田分掉,現不反動。鄺春龍(雁洋坪),二百石,高利貸起家,沒收了,現不反動。鄺世仰(雁洋坪),二百石,梅縣師范畢業,國民黨員,死反動。鄺應紹(黃羌坪),二百石,不反動。鄺蘭春(黃羌坪),二百石,不反動。陳陶香古(族坑),三百石,寡婦管事,賭博起家,反革命。

南八區:劉篁先(龍圖),三百石,反革命,槍決了。劉添運(龍圖),三百石,反革命,殺了他一個兒子,屈服了。劉煥通(龍圖),三百石,被紅軍罰款千余串,現不反動。劉世滴(龍圖),二百石,前清秀才,反動派,全家逃走。劉振廣(河角圩),二百石,第三個兒子反動,跑了,其他不反動。劉梅榮(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動。曾月輝(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動,寡婦管事。曾路福星(河角圩),二百石,有余錢,勾結葉匪,全家反動,跑了。陳二賴禾(雞子叫),二百石,他自己和他的兒子、侄子被紅軍槍決,很反動。趙芷香(車頭),二百石,老先生,過去有點子“劣”,不反動。趙贊楊二(車頭),二百石,全家反動,跑到坵坊炮樓里去了。他是賭博鬼,祖父發的財。趙奀二(車頭),二百石,老實,兼做生意,在車頭開華興店,今年第三次四縣會攻時店被燒了,他的父親被殺,不反動。趙應華(車頭),二百石,過去是萬戶,分了一半給他四個兒子,余一半歸他兩公婆,“坐灶子”(把家分拆,自己留一份,叫“坐灶子”),不反動。他的余積是臨時分給他子女比較多的兒子。溫贊標(青龍),二百多石,高小畢業,不反動。鐘文發(珠村),四百石,兼做鹽米生意,祖父遺財,不反動。鐘斑三(珠村),三百石,祖父遺業,他過去曾賭博,有時會做和事佬,不反動。鐘繼善(珠村),二百石,梅縣中學讀書,參加革命,在紅軍十一軍五縱隊工作。鐘大面六(珠村圩),三百石,老稅戶,賭博,反動,全家走盡。鐘詠柳(珠村圩),二百石,東洋留學生,做過武穴警察局長,在本縣做過一等課員、承審員、實業局長,在謝杰部下亦干過事,南八區反動首領之一,逃到平遠去了。彭子經(古坑崗),三百石,前清秀才,本縣五虎將之一,清末做過湖南鳳凰廳巡檢,民國時代又在本縣做過財政局事務員,收過賭款,最近在團防隊做軍需股,每次清鄉都參加。一個兒子彭秉彝,梅縣中學畢業,新尋派,國民黨員,做過知恥小學校長。全家反動極了。黎祖德(古坑崗),過去是萬戶,做生意,做蝕了本,剩下三百石,全家反動,走了。彭宏云(下廖),二百石,不大反動,開個雜貨店在下廖村。彭宏權,彭宏云老弟,二百石,反動,跑往平遠。彭錦漢(下廖),二百石,兼做生意,開藥材和雜貨鋪,死愛錢,不反動。韓佛仙(滿坑),二百石,兼做生意,又耕田,老實人,但亦逃到平遠去了。鐘奕材(林田壩),三百石,高小畢業,祖父手里是萬戶,兩家人分,過去不贊成革命,逃走,現自愿罰款,要求回家。鐘丁四(林田壩),二百石,祖父遺業,子弟也有耕田的,不反動,“怕共產”。鐘樹芬(林田壩),二百石,他自己死了,老婆當家,罰款二百元,不反動。謝瑞琳(牛斗光),三百石,醫生,不承認罰款,逃走。謝肇凡(牛斗光),二百石,新尋派,贛南中學畢業,做過保衛團總,最近做過靖衛團總,南八區革命勝利后,在反動縣政府當秘書,是南八區反動首領之一。陳春榮(廷嶺),二百石,本人老實,兒子高小畢業,當白軍連長,反動,全家走平遠。陳六記(牛斗光),三百石,在留車和牛斗光各開一個油鹽米豆行,勾結葉匪,很反動,全家走了。陳忠俊(廷嶺),二百石,本人老實,他的兒子過去做過保衛團總,不反動。謝佩欽(牛斗光之楓樹崗),四百石,是個高利盤剝者,很多賭販向他借錢,他的兒子在新尋學校讀書,反動,逃走了。陳安如(廷嶺),三百石,兼做豬牛販,開火鋪,罰了他的款,現在不見得反動。曾人升(蓮坪),三百多石,自己會耕田,賭博發財,不交罰款,逃走。鐘星奎(珠村龍虎坑),二百石,平遠中學畢業,國民黨做干事,南昌訓政人員養成所畢業,新尋派的中堅分子,反動之極。

以上全縣七區,共有中地主一百一十三個。

C.大中地主對于生產的態度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們對于生產的態度是完全坐視不理。他們既不親自勞動,又不組織生產,完全以收租坐視為目的。固然每個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點田,但他們的目的不在生產方法的改良和生產力的增進,不是靠此發財,而是為了人畜糞草堆積起來了棄之可惜,再則使雇工不致閑起,便擇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說沒有。這種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請一個工人,只有“萬戶”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單薄的方才請兩個工人。為使工人不致“閑嬲”(“嬲”,當地讀廖,“東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開做雜事外,便要他耕點田。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大中地主的生活,依尋烏狀況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種是新的,即接受資本主義影響多的。他們的生活比較奢華。他們看錢看得松,他們什么洋貨也要買,衣服穿的是破胸裝,頭也要揮一個洋裝。派遣子弟進學校也頗熱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學等類學校畢業的。這種人在地主階級中比較少,而且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場的地點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澄江的王菊圓就是好例。第二種是半新不舊的。他們贊成一點“新”,但隨即就批評“新”的壞處。他們也辦學校,也做教育局長,但他們辦的學校是專制腐敗的。做教育局長是為了拿到一種權,可得到一些錢,而不是為了什么“開通民智,振興教育”。但歷來的教育局長多半是他們做,第一種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們的生活介在節儉與奢華之間。他們人數在大中地主中占著大多數。守舊是地主的本性,這第二種人為什么也要半新不舊地隨和時勢一下子呢?完全為了爭領導權。因為不如此則領導權就會完全被民權主義派即所謂“新學派”的人爭取了去,所以他們有搖身一變的必要。卻因他們的經濟關系還是在一種封建剝削的狀況中,所以他們仍充分表現地主性,那種革新只是表面的。城區的丘偉伍,兼三區的潘奕仁,澄江區的謝嘉猷,就是這個階層的適例。第三種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們的住地是在與河流及市場隔窎的山僻地方。他們始終希望恢復科舉。他們完全是帝制派,他們欲以帝制主義來打倒民權主義,恢復他們的政治領導,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經濟的崩潰形勢。他們的生活很節制。他們至多揮個光頭,有些仍是薙去額發一二寸。這種人在大中地主中依尋烏說是占著少數,雙橋區(大田)的梅洪馨就是適例。大中地主階級中新的占百分之十,半新的占百分之七十,全舊的占百分之二十。但所謂新的,是說他們走向資本主義化,不是說他們革命。大中地主階級的全部都是反革命。還有一種情況要說明的,就是大中地主階級的新舊,不僅是以地域的原因(河流與山地,近市與遠市)而形成,還有以年齡的原因而形成的。一家之中,老年人多半守舊,少年人多半維新,中年人就多半半新不舊。這種年齡的原因即是時代的原因。老年人受舊制度熏染最深,同時他已行將就木,也無能力講新,所以只得守舊。少年人受舊制度熏染淺,同時不維新沒有出路,所以他們比較不頑固些。中年人則介在二者之間。舉一個例,大地主“屎缸伯公”是很頑固的。他的兒子便主張辦學堂,但辦出來的學堂卻是半新不舊。他的孫子則往廣州,往上海,往北京,往英國,有六七個出外讀書,研究所謂“新學”的。不過無論怎樣研究新學,依然是徹底的反革命。“屎缸伯公”的孫子潘作琴在英國醫科畢業回來,現在汕頭行醫,稱汕頭西醫第二個好手,每天收入四五十元,每月能收千多元。他初回國時,尋烏教會醫院出千二百元一年請他,不肯就,因為他在汕頭的收入更要大。

E.小地主

小地主(二百石租不滿的)數目更多,以地主全數為一百,則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數很少,在全縣不顯特別作用。中地主是全縣權力的中心,他們的子弟許多是進中學校的,縣政權如財政局、教育局、保衛團等也是他們抓到的多,特別是祠堂蒸嘗費用[32]幾乎全部在他們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農是很難過問的。但是小地主在地主階級中是占著絕對大多數,而且顯出下面的特點,即:(一)做小生意的多。他們開小雜貨店,收買廉價農產物候價貴時賣出去,大概百個小地主中有十個是兼做這種小買賣的。中地主雖也有做生意的,而且他們一做生意就比小地主做得大,但他們做生意的成分比較很少,即中地主多半還在一種封建經濟的領域中過生活,不如小地主商業化得厲害。(二)特別表現小地主商業化的,還有他們派遣子弟進學堂一事。小地主子弟進初等小學是全部,進高等小學也幾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進中學的亦十家有三家。這個階級接受新文化的形勢是比哪一個階級要快要普及。他們在全般政治生活中是受中地主階級統治的,即是說他們是沒有權的。他們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運動中卻表現很迫切,革命的活動亦很猛進,尋烏的合作社派(即中山中學派)的運動,就是代表這個階級的運動,而和他們對抗的新尋派(即青年革命同志會派)的運動,卻是代表中地主階級的反革命運動。為什么小地主階級接受資本主義文化即民權主義的革命文化如此之迅速普遍,他們的革命要求與活動如此迫切與猛進呢?則完全是因為他們這階級的大多數在經濟上受資本主義侵蝕和政府機關(大中地主的)壓榨(派款),破產得非常厲害的原故。由這兩個階層(小地主與大中地主)的斗爭,引導到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斗爭,即代表中等地主而多少帶了資本主義傾向的新尋派,日益與大地主妥協結成反革命戰線,而代表小地主帶著革命民權主義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無產階級意識的指導,與貧民階級結合起來,形成近來的土地革命斗爭。

上面所說的小地主,不是說小地主的全部,只是說他們的一部分。普通所講的小地主包含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從所謂老稅戶傳下來的,這一部分的來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產分拆,所謂“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許多小地主。這部分的人數在整個地主階級中占百分之三十二。依他們的經濟地位又有三種分別: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數占地主階級總數百分之零點九六,他們在斗爭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劉鴻翔、賴世芳、劉瑞標就屬于這個階層。他們都是合作社社員,三二五暴動中以及失敗后,就陸續表現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過一年,須陸續變賣田地才能維持生活,時常顯示著悲慘的前途的。這一部分人數很多,占地主階級全數百分之二十二點四。他們很有革命的熱情,尋烏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屬于這個階層。如死去了的斗爭領導者潘麗(共產黨縣委書記)、劉維爐(三二五暴動時革委會主席)、劉維鍔(共產黨區委委員)等,現在的斗爭領導者古柏(共產黨縣委書記)、鐘錫璆(紅軍營長)、黃余貴(共產黨區委書記)等等,以及沒有參加合作社后頭參加革命的,如梅汝黃(紅軍大隊政治委員)等,都是這個階層里頭的人。三是破產更厲害靠借債維持生活的。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點六四,他們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參加現在尋烏的實際斗爭。以上說所謂老稅戶破落下來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說都是參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員來說,有三十個中學生,一百個高小學生或小學教員,都是過去或現在參加革命的,都屬于這兩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階層,尤以第二部分為特別多。

普通所講小地主,除上述老稅戶部分外,另有一個占地主全數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階層,那就是所謂“新發戶子”。這一個階層的來歷,與從老稅戶破落下來的階層恰好相反,是由農民力作致富升上來的,或由小商業致富來的。這個階層是在一種“方新之氣”的活動中。他們的經濟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種(雇長工幫助的很少,雇零工幫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窎遠的瘦瘠的土地租與別人種而自己收取租谷。他們看錢看得很大,吝嗇是他們的特性,發財是他們的中心思想,終日勞動是他們的工作。他們的糧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許多不是把谷子出賣,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遠的八尺等處發賣,以期多賺幾個銅錢。他們又放很惡的高利貸,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放谷子出去,壓迫貧民“上檔量本,下檔量利”(上檔下檔即夏收冬收)。他們又放“撿谷錢”和“撿油錢”。什么叫做撿谷錢?趁著青黃不接時候,以錢撿與農民,到了收獲時候以谷還與債主,大概撿給兩塊錢,就要在收獲時還一擔谷,而那時谷價常常值得四塊錢一擔了,這是一種對倍利。撿油錢也是一樣,多屬對倍利。所有放高利貸,差不多全屬這班新發戶子。大地主、中地主放債也是放的加三利,加五利非常之少,撿谷錢、撿油錢可說沒有。還有更兇的“月月加一”利,即見月還利百分之十,一年便對倍有過。這種借貸都要抵押品,并且要借一種“會”做面子,如“訂同會”。還有“印子會”,是月月加一,利上起利,比訂同會更厲害。這些都是大中地主所少做的。前清時候放惡利的比較少,民國以來放惡利的漸漸加多。“現在人心更貪了”,就是貧民對于高利貸者含有歷史意義的評語。“今個人,人心較貪了咧”這個話,在尋烏貧民群眾中到處都聽見。這班新發戶子看錢既看得大,更不肯花費錢米拋棄勞動送他們子弟去進學堂。所以他們中間很少有中學生,高小學生雖有一些,但比破落戶階層卻少很多。至于破落戶階層為什么進學堂的多,就是因為他們看錢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經手賺來的),而且除了靠讀書操本事一條路外,更沒有別的路子可以振起家業,所以畢業生就多從這個階層中涌了出來。上面所說那種所謂新發戶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的說法卻不叫小地主,而叫它作富農,即所謂“半地主性的富農”。這種半地主性的富農,是農村中最惡劣的敵人階級,在貧農眼中是沒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五)富農

另有一種比較富裕的農民,在普通說法叫他們作自耕農或中農的,實際仍是一種富農。前邊所謂“半地主性的富農”,則不叫作富農而叫他們作小地主。貧農群眾便是作這樣看法的。這種所謂比較富裕的自耕農或中農,許多人不主張在斗爭中打擊他們,理由是他們沒有半地主性,他們的全部出產都是親自勞動不是剝削他人來的。其實在貧農眼中,他們仍是一種特殊階級。他們除不租田給人耕種外,一樣是高利盤剝者,因為他們有錢余剩,他們有多余的土地。他們在自己農產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變成米子,自己挑了出賣。他們還做些小的囤買囤賣生意。他們供著豬子、豬條子或大肉豬。以上這些都是與半地主性的富農一致,而與自足的中農不相同的。因此,土地斗爭一發展到群眾的行動,便有大批的貧農喚著“平田”和“徹底廢債”的口號,就是對付這種富農的。共產黨如要阻止貧農的行動,那末貧農就非恨共產黨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農是沒有疑義的,而且平富裕自耕農的田,廢富裕自耕農的債,分富裕自耕農的谷,也是沒有疑義的。必須這樣才能爭取廣大的貧農群眾。這是農村斗爭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農路線的機會主義者,才會站在這個策略的反對方面。

(六)貧農

——貧農中的四個階層——

什么叫做貧農?我們簡單回答道:不夠食的叫做貧農(不夠食的原因是受剝削,那不待說)。但這是一個普通的說法。若從貧農里頭再加剖解,便知貧農并不是一個經濟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階級,他里頭有四個不同的階層。第一個是半自耕農。他們是不夠食的,因為他們的土地不夠使用。他們須從地主那里租來一部分土地,完了租去,自己又不夠食了。但他們在貧農群眾中則是最好的,因為他們不但有牛,有犁耙,多少有些活動本錢,而且有一個表現他們的特點的,就是他們自己有一部分土地。這個階層占農村全人口百分之十點五,在貧農全數中則占百分之十五。第二個是佃農中之較好的。他們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動本錢,但沒有一點土地。他們的特點在于有牛,大多數有一條牛,極少數也有兩條、三條牛的。他們比半自耕農窮,即比半自耕農更不夠食,但比別部分貧農卻要好些。這個階層占農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占貧農人口百分之六十,是農村中一個最大的群眾。第三個是佃農中之更窮困的。他們同樣無土地,他們雖有犁耙,但多窳敗,雖也有幾個本錢,但是很少。他們還有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他們不是每家有牛的,他們是幾家共一條牛,或有一條牛,卻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地主為了節省飼養費交給他飼養的,他只能在一定條件下使用一下子這條牛的勞力,尋烏所謂“只能定得一爪子”的就是指這種牛。這一個階層之不夠食的程度比上舉兩個階層都厲害。他們占農村全人口百分之十點五,占貧農全人口百分之十五,是一個與半自耕農相等數量的群眾。第四個是佃農中之最窮的。他們除沒有土地之外,還沒有一點本錢,借米借鹽是常事。他們又沒有一點牛力,農忙時節,候別人把田耕過了,然后同別人(那些親戚家族們)借了牛來,或租了牛來,耕那數畝用重租租來的瘦田。他們雖然有犁,但沒有耙,因為打一架鐵耙要好些錢,他們力量不足辦此。這一個階層占農村全人口百分之七,占貧農全人口百分之十,是一個并不很小的群眾。他們衫很爛,要討來著。三餐飯兩餐食雜糧(粟板呀,番薯片呀)。做米果賣,砍柴火賣,挑腳,就是他們添補生活的辦法。

(七)山林制度

尋烏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腳的氏族手里,后到的氏族便沒有山或少有山。因為先到的占領,所以也有小姓先占了山,大姓后到仍沒有山。田與山的情形不同,田地轉移很快,小地主和農民的田地,用典當的方法一年轉移兩次的都有,一年轉移一次的就更多了。至于賣絕,也是常有的。山地則因其生產力小,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圍五六里以內,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謂“公禁”者,不但禁止買賣,而且絕對地禁止自由采伐。除非死了人,“倒條把子樹,搭墓棚”,才得許可。為公共利益使用,如作陂,開圳,修橋梁,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只有定期開山,蕗基三年兩開,樹木兩年一開。由“禁長”召集本村同姓人等到場議定開山日期。到期,每家出一工,到山采伐,所得蕗基或樹卡(開樹木山又叫落卡,即砍樹枝)共同分配。也有按山林生產情況分成若干小塊,召集公眾到場拈鬮,然后按所分地段各自去采的。以上是家族主義的山林“共產”制度。還有地方主義的山林“共產”制度。多半以村為單位,由村內各姓人等公舉禁長。嚴禁私采,定期開山等等,都與家族“共產”的山林一樣。禁長三個起碼,多的到十多個,依村落大小山林廣狹而定,以五六個為最普通。禁長均由選舉,任期不定,有一年換兩回的,有四五年不換的,全看他盡職不盡職。凡做禁長的都要鐵面無私,公公道道。“不管你天皇老爺的奶子,捉到了你偷樹子,偷蕗基,均要罰的。”南八區龍圖鄉有個禁長,捉到了一個偷樹子的女子,那個女子對他說:“我倒條子樹子搭下子亭子,不要罰我,我同你龍圖人都是親親戚戚,為什么你就這樣沒有情呢?”那個禁長回答她道:“不要說你這個賣板子(米果)的昭鳳媽,今天就是我的舅婆也要罰,要曉得我劉世烈狂是鐵面無私的。”若是禁長不能維持,大家又亂砍亂伐不顧公益的時候,就要“暖禁”(喚起大家注意,恢復從前規矩,叫做“暖禁”。疏忽神明,重新致敬,叫做“暖神”或曰“暖福”)。禁長們每年召開禁山會議一次,一切關于禁山的規矩都是由這種會定出來的。禁山會臨時召集的多,也有“有底子”的。開禁山會的那天,不但禁長們到,而且那個范圍內每家都到一人,每人自帶酒飯,另外出一毛子或半毛子買菜,并買敬“伯公”(“伯公”就是楊大伯公,什么地方都有,每個樹頭下,田塅下,山垇上,什么地方都有他)的香紙。以上兩種這是說的“共產主義”的公山。還有“資本主義”的私山,乃是香菇山、茶子山、茶葉山、竹山、杉山等,生產品能變賣,出息較大的。這些山原來也都是公山,漸次落在有錢人手里,大概是大地主占一半,小地主(新發戶子)及富農占一半。因為開這種山不是有資本的不能開,特別是開香菇山、茶葉山,要大地主,其余則多是資本主義化的小地主及富農。尋烏的山地約作如下的分配:一姓公山占百分之十五,一鄉公山占百分之五,私山占百分之十,離人家遠開發不到任其荒廢的所謂“荒山”,則占了百分之七十。成為荒山的原因,有些是人少山多用不著它,有些則是姓界限制,雖有他姓欲利用的,亦被山主拒絕,只好讓其荒廢。這種被姓界限制欲開發而無從的情形,到處都有。土地革命之后,這種姓界便消滅了。

(八)剝削狀況

A.地租剝削

1.見面分割制

見面分割與量租,兩種同是尋烏縣的收租制度。見面分割是禾熟時地主與農民同往禾田,農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對分,雙方各半,地主部分要農民送到他家里。有些地方分割之先,由地主先取一擔,這一擔不在對分數內,這種多半是肥田。地主的理由是:此田我買來時多費了田價,你佃戶耕了省了糞草,若不先取一擔,你占便宜太多。但這種辦法是很少的,百家之中不過一家。另有一種,是農民先取出些谷子,叫做“撮谷種”,數量是在全數租谷中撮出一撮箕。理由是:秧子打在別人田內,不在你這個地主的田內,打了秧子的那塊田,早子沒有收,別家地主要受損失,為了補償佃戶亦即補償別家地主的損失,所以要先撮出一撮箕。當地主自己或派人到場監視分割時,要吃有豬肉有魚(有些還有鴨子)的午餐。午餐過了,禾分割好了,農民挑了租谷伴同地主或其雇工送去地主家中時,還要加上兩個雞蛋,放在谷子上面一同挑了去,每天都是如此。農民和地主感情好的,送上七八個蛋的也有。

2.量租制

量租制是“早六番四”。平遠是對分。為什么要“早六番四”呢?因為早子價較貴,收獲量也更多,交租六成才不便宜了佃農;番子價較賤,收獲也較少,故交四成。表面上看,早六番四兩檔扯平,還是五成,實則不然。地主常得五成六,農民只得四成四。因為早子收獲量雖多,每十擔中地主現已得去六擔,農民只剩了四擔了。番子則收獲量每十擔中往往要比早子少二擔,只有八擔,交去四擔租,自己只得四擔,合起早子的四擔共得八擔。地主卻共得十擔。成為四點四成與五點六成之比。

大暑(舊歷六月)割禾,立秋(舊歷七月)量租,地主通知農民把租送來。不見送來時,地主自己打個洋遮子,親自跑到農民家里去催。再不送來,就派工去取。取又取不著,就調了他的田。有些惡地主呢,就告農民的狀,捉了農民去坐班房,不過這種惡地主不多就是。原來見面分割占全縣百分之四十,量租占百分之六十。近來見面分割的加多,量租的減少,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為什么見面分割的加多起來呢?因為佃戶窮的日多,常常一割下禾就沒有谷子,地主怕農民收后不量,所以見面分割加多起來。同時農民為怕調田與吃官司,也寧愿見面分割。

3.“禾頭根下毛飯吃”

“禾頭根下毛(沒有)飯吃”,說的是剛打下禾交過租就沒有飯吃了,這種情形尋烏簡直占百分之四十。為什么禾頭根下毛飯吃呢?譬如耕了二十擔谷田的,量去了十一擔多租,剩下八擔多。去年過年和今年青黃不接毛飯吃時借過地主谷子兩三擔,加上加五利,又要還去三擔多至四擔多。打禾了,要買好東西招扶地主。禾打過了,買上一點油鹽,舂上一點米子,立秋剛到,一切都完。這就叫做“禾頭根下毛飯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阿嗬”。南半縣土地斗爭中,農民、小孩子普遍地唱了一只歌,那歌唱道:

月光光,

光灼灼。

埃跌苦,

你快樂。

食也毛好食,

著也毛好著。

年年項起做,

總住爛屋殼。

暗婧女子毛錢討,

害埃窮人樣得老。

暗好學堂埃毛份,

有眼當個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越想越可憐。

事業毛錢做,

年年總耕田。

六月割也就,

田東做賊頭。

袋子一大捆,

擎把過街溜。

嗎個都唔問,

問谷曾曬就?

窮人一話毛,

放出下馬頭。

句句講惡話,

儼然稅戶頭。

唔奈何,

量了一籮又一籮,

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阿嗬!

又阿嗬,

會傷心,

窮兄窮弟愛同心,

窮姊窮妹愛團結,

團結起來當紅軍,

當到紅軍殺敵人!

注:“埃”,我。“毛”,沒有。“項起做”,繼續做。“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樣得老”,怎樣得老。“暗好學堂”,再好學堂。“割也就”,剛割完。“做賊頭”,很惡之意,如賊頭一樣惡。“袋子一大捆”,用去收租的。“過街溜”,洋傘。“嗎個都唔問”,什么都不問。“放出下馬頭”,打官腔。“稅戶頭”,大地主。“阿嗬”,沒有了之意。“愛同心”,要同心。

4.批田

尋烏地主把田批與農民通通要寫“賃字”,沒有不寫的。五年一小批,七年一大批,是全縣普通的賃期。這是東佃間的“規矩”,也就是不成文的法律。只有那種惡地主才敢借故破壞這種法律,三四年或七八年調換佃戶。賃字上面寫明的是:(一)田眼,寫明田的所在及界址。(二)租額,寫明見面分割制還是量租制。(三)租的質量,寫明要“過風精燥”,不得少欠升斗,如違轉批別人。(四)田信,寫明每年或每兩年交一只雞公。這種賃字,哪怕少到三擔谷田都要寫一張。因為若不寫賃字,一則怕農民不照額交租,打起官司來無憑據,二則怕年深日久農民吞沒地主的田地。賃字只農民寫交地主,地主不寫交農民。

下面是賃字的一個例:

“立賃耕字人鄺世明,今來賃到凌賤貴兄手內禾田一處,土名鐵寮壩,禾田一大丘,計租六桶。當日三面言定,每年合納租谷六桶,限至秋冬二次,早六番四,送至家中,過風精燥,交量明白,不得缺少。如有缺少,任田主另批別佃,不敢生端異說。恐口無憑,立賃字為照。

每年信雞一只。

見人 羅長盛

代筆 謝雨霖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賃耕字人鄺世明”

5.批頭、田信、田東飯

批頭分“批頭錢”、“批頭雞公”二者。批頭錢,每石租普通單批(五年一批叫單批)一毛,雙批(十年一批叫雙批)二毛,也有三毛的如篁鄉等處,均批田時交清。批頭雞公不論批田多少總是一只,也是批田時交。單批轉到雙批,即五年轉到十年,批頭錢、批頭雞公一樣照交。南半縣雙批多,如篁鄉、雙橋兩區完全沒有單批,就是一份田耕幾十年的現在也還有,只很少。地主將田批出去后不久賣了與別人時,退還批頭錢一部分與農民。北半縣單批多,地主賣田時不退批頭錢。

田信雞每年一只,賃字上寫明是“雞公”,因為雞公(閹雞)比雞婆較大,但農民還是送雞婆的多。賃字上雖說了每年一只,但農民往往兩年才送一只。送的時候在冬收后或過年時節。不見送來時,地主常常自己去催。“田信雞公送了來啊!”“唔曾畜到。先生!等我后圩買到來。”或者說:“毛啊,先生!今年子總要免下子。”

雙橋區有田東飯,每年請地主吃一次。別區很少。

6.谷納、錢納

送租,全縣說來百分之八十送谷子,百分之二十折錢。公堂、神會、廟宇、橋會的租,約有一半是交錢的,因為公堂、神會等佃農亦多半有份,因此佃農常常要照當時市價折錢送去,而把谷子留下備自己食用。這種人多半是兼做小生意的或有豬雞出賣的,才能得到錢。那些豪紳把持的公堂、神會,為了有利他們的侵蝕(候谷價高時錢賣得多),便強迫農民交谷上倉,農民亦無可奈何。同一理由,地主田租總是交谷而不準農民交錢,只有離田莊很遠的地主才有準許折錢的。

7.鐵租、非鐵租

非鐵租占全縣百分之八十,水旱天災,面議減少,但每石租只減少一斗到二斗。遇大災害收成大減時,請了地主來看過了,有谷(“有”,當地音胖,有谷,無米之谷)也要分一點去。鐵租是在賃字上載明“半荒無減”,在全縣占百分之二十。但實際上農民實行得少,仍然是請了地主看過,精有照分(精谷就是好谷)。

8.“要衫褲著去撈”

許多的農民把租交過,把債還清,就沒有飯吃了。地主們收了那些租不肯出賣。過年了,農民急于得點谷子,地主把谷放出一部分,但不是賣而是借。因為借谷的利息是半年加五(早前的利率是“錢加三谷加四”,近來谷息加四的少了,大多數都是加五),比賣的味道更多。地主賣谷是要到四五月間青黃不接時候,那時價錢抬得更高,但他還要三歪四擺。

農民走到地主家里向地主道:“先生,食了朝?”

地主:“唔,系喲!”

農民然后慢慢地話到糴谷:“您的谷,埃來糴兩斗子。”

地主:“毛……啊!自己都唔夠食。”

農民:“好哩哪!您都毛谷,河壩里水都毛流!搭幫下子,讓斗子給埃,等穩就要做到來食啊!”

地主:“好,你十分話緊了,埃的口食谷都讓點子把你,你肯不肯出這多價錢呢?”

農民:“先生,莫這樣貴,算減點子給埃!”

價錢如了地主的意了,然后把谷子糶與農民。

有個傳遍全縣的故事:篁鄉地主劉福郎,是個著名刻薄的人,青黃不接時候,他把有谷摻進精谷里發糶。有一天,有個農民到他家里糴谷子,他叫他的媳婦和女兒道:“要衫褲子著就要去撈!”農民們把他這句話傳了出去,就成了全縣聞名的大笑話。為什么這句話會成笑話呢?因為尋烏習慣,女子偷人叫“撈”,把有谷摻進精谷去也叫做“撈”。他當著農民不好明說把有谷摻進精谷,一個不留心,對他的媳婦和女兒說出那句好笑的話來,就成了流傳至今的典故。

9.勞役

勞役制度全縣都沒有了。地主有緊急事如婚喪等類,也常常求佃戶替他做事。地主帶耕一點田地,農忙時候,也常常求佃戶替他做工。但通通是出工錢的。

10.土地買賣

據知事公署糧柜上當雇員的劉亮凡說,民國十四年全縣把田出賣的有六百家(買田的不足六百家,因為有一家買幾契田的),以全縣三萬家計(十二萬人,每四人為一家),每五十家中有一家破產。至于典當,更多于賣絕,每百家有五家把田典出(典進的每百家有二家,因一家有典進幾契田的)。即是尋烏近年每年有百分之二的人家破產,有百分之五的人家半破產。

田價:坑田每石租十七元到二十元,塅田每石租三十元到四十元。普通坑田二十元,塅田三十元。典當坑田每石租典價普通十五元,塅田普通二十元到二十五元。

典當分為“過手”、“不過手”。過手,是田主收了典主的典價之后,把田交了給典主,典主收了田或自己耕或佃給別人耕,都由他作主,田主不能過問。過手之后,典主也沒有租送給田主了,田主除了保留收回權之外,簡直和賣絕一樣,因為主權的大半已在典主手里了。不過手,由典主將典價交與田主,而田仍由田主耕種,每年量租給典主,租率是照普通田租一樣,每一石谷田交一石谷租(兩檔共)。譬如塅田典價每石租二十元,田主得了二十元,交出一石租,每石谷價普通四元,利率是年二分。為什么典田利率低于社會借錢利率呢(普通借錢年利三分起碼)?因為一般富農(新發戶子們)的心理,高利放債不如低利典田靠得住,“把錢放到泥里頭”是很穩當的。富農們為什么不買田而去典田呢?因為農民和地主的破產是逐漸的不是突然的,“先典后買”,成了普遍現象。但“田就姓大,一典就賣”,也是普遍現象,故買田與典田僅僅相差一間。過手不過手二者,過手的占百分之九十,不過手的占百分之十。不過手的多半是包租(鐵租),但也有法律上過手,而由原主向典主書立賃字成為東佃關系仍耕著這份田地的。這是于債主(典主)債戶(田主)關系之外,再加一層東佃關系。

不過手典當的田,有些是偷典的。就是那些“嫖賭食著”的少爺們,當他們賭輸了或者沒有嫖錢了,欠了暗帳,不得開交的時候,便瞞了他的父親把田秘密典給那些強房大姓的富農或地主之手,等到他的父親死了,然后把田過手。為什么要典給強房大姓呢?因為只有強房大姓才不怕事,秘密發覺了,他就公開起來,也不怕他的父親不依。

典田不過手,也是典主對田主的一種重利盤剝的機會。因為田主每年交租交不清時,典主就對那未清部分行起息來,年年加多,最后非把這份田完全賣給典主不可。這種欠租利息是三分以上的高利貸,而不是二分的典價利息。

B.高利剝削

1.錢利

錢利三分起碼,也是普通利,占百分之七十,加四利占百分之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二十。通通要抵押,有田地的拿田地抵押,無田地的拿房屋、拿牛豬、拿木梓抵押,都要在“借字”上寫明。大地主、中地主、公堂、新發戶子(發財的小地主及富農)都有錢借。其中以借額論,中地主占百分之五十,新發戶子占百分之三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二十。以起數論,新發戶子最多,占百分之七十五,中地主占百分之二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五。以借債人論,加五利(年利五分,每百元利五十元)、加一利(月利一分,每百元年利百二十元)差不多通通是貧農借的。加三利(月利三厘,每百元年利三十六元)也有,但極少。以貧農借額作一百,加三利占百分之二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七十,加一利占百分之十。貧農的借主多半是新發戶子,三元五元,十元八元,零零碎碎,利上起利。抵押品貧農無田可指,多半指房子,指牛豬。借主時時想吞并貧農的房屋牛豬,或他很小的一塊田,或一個園子,察到貧農要錢用,就借給他,還不起,就沒收抵押品。也有中等地主借這種吞蝕貧農的小份子債的,古柏的祖父古有堯就是一個例。他曾經用這種借貸法吞并貧農三個菜園子、兩個房子。今天借一元,明天借兩元,逐漸成一大注,便有資格吞并一個菜園子了。他常常處心積慮,用這種乘人之危、零碎借債的方法去謀人的財產。他于地方的事、公堂的事一切不管,因為這些事頗妨礙于他個人的發財。他算得個典型的重利盤剝者。

加三利,多半是富農向富農借的,借債的用途是做米販、做豬販或者往市上開家小商店。為什么富農向富農借得到加三利,貧農只借得到加五、加一利呢?有兩個原因:一是“躉”。普通總是二百元、三百元一借,還了來,作得用,不像貧農之三元五元一借,零碎得很,還了來,也不能作個什么用。二是靠得住。富農有田契作抵押,他的經營又是生利的、有希望的,不像貧農之財產很少,借錢多半是為消費或轉還別人債務,很不可靠。

中等地主的錢多半是借給那些小地主中之破落戶及正在走向破產路上的農民,他的目的也是在于吞并土地。

大地主及公堂的錢很少借給人家的,因為大地主的目的在享樂而不在增殖資本,做八十酒呀,起大房子呀,留了錢做這些用,送子弟讀書也要用錢(這不是他的重要目的)。一小部分商業化的大地主,拿了錢去做生意。因此,也就無錢借與別人。那些有多錢余剩的,沒有工商業可以大注地投資,零零碎碎借給小地主及農民,既借不得幾多,又不甚可靠,他就寧可挖窖埋藏,不貪這點利息。加以軍閥捐派頻繁,看見多錢出借之家,就這也要捐,那也要派,鬧得不得下地。陳炯明部下林虎、劉志陸[37],在篁鄉向大中地主、公堂、神會派了萬多元,派過兩三次,因此更發使他們把錢藏起來。

2.谷利

谷利比錢利重得多,乃富農及殷實中小地主剝削貧農的一種最毒辣的方法。十二月、三月兩個期間借的最多。貧農為了過年,故十二月要借谷;為了蒔田,故三月要借谷。不論十二月借,三月借,均六月早子收割時候要還他,利息均是加五,即借一石還一石半(三籮)。這種六個月乃至三個月算去百分之五十的利息的制度,乃是高利貸中很厲害的。

貧農六月收下早子,還去租谷和借谷,吃到八月就沒有谷子了,又要跟地主富農借谷。八月借谷一石,十月打番子時候還他,加二利,要還一石二斗。若貧農十月還不起,只得同債主說:“埃今年毛有還了,明年早子收了再還。”債主就說:“也可以的,本利加算起來才行。借給你的那一石本,算加五利是五斗,那利息二斗利上起利也要加五,就是一斗,你明年六月總共還我一石八斗。”(本一石,加利二斗,又加利五斗,又加利一斗,共一石八斗。)那末從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一個對年,共是加八利。假若他明年六月又還不起,那末從一石八斗再行加五起算。假如那個農民到了那年番子時又還不起,轉到次年六月,再轉到次年八月,如此轉下去,一年轉兩回,轉到十年就成了一個十分驚人的數目。

3.油利

油利是所有借貸關系中的最惡劣者。所謂“對加油”,尋烏南半縣有茶子山的地方都有的,北半縣沒有茶子山,所以沒有對加油。什么叫做對加油呢?借一斤,還兩斤,借兩斤,還四斤,借四斤,還八斤,這樣叫做對加油。什么期限呢?九月打油時候為標準,九月以前一年之內不論什么時候借的,一概對加利。

油山[38]是地主或富農的,租給貧農耕種,地主富農收油租,二十斤油收十斤,六十斤油收三十斤,計收百分之五十。地主富農收了這些油租,大概百分之九十是挑赴市場發賣,百分之十是用對加利借給貧農。但他借時,往往說這油是他兒子或他媳婦的私家油。有些呢,也確是他兒子、媳婦的私家油,富農家里的媳婦們和他還沒有當家的兒子們常常有私油。它的來歷是,當摘茶子的時候將過了,茶子樹下的零茶子遺落沒有拾的,他們就拾起,打出油來作為他們的私財,他們就有資格放高利貸。

“先生,借點錢給埃!”

“毛!”

“借點谷給埃!”

“毛!”

“毛有吃了,總要借點子!”

“油就有,埃奶子的。”

貧農目的不是借油,因為油利太貴了,但因為地主富農錢谷都不肯借,迫著只得借油,借了油去變賣成錢,再糴谷子吃飯。

也有借油吃的。貧農們打禾子,沒有油吃,提個壺子跑到地主富農家里借一壺油,六月借油九月還,一壺還了兩壺去。貧農家里沒有秤,有些貧農的老婆、媳婦也不識秤,借一壺還兩壺,她們是容易記得的。

4.賣奶子

上面第二節里所說十年拖欠的話是假設的,事實上債主很少準許農民一筆賬拖到十年之久。他總是壓迫農民很快還清,還清一次,再借二次,因為他怕農民欠久了靠不住。通常情形是準許農民還本欠息,息上加息,推算下去,也只三年五年打止,不準太欠久了。債主怎樣強迫農民還債呢?打禾了,債主挑了籮子走到農民的稻田里去,對農民說:“你的谷子還了我來!”農民無法,望著債主挑了谷去。既交了租,又還了債,“禾頭根下毛飯吃”,就是指的這種情形。許多的農民在這種情況之下扯著袖子揩眼淚呢!

“嫁姑娘賣奶子,都要還埃。”這是尋烏的習慣話。債主們對那種“可惡的頑皮農民”逼債,逼到九曲三河氣憤不過的時候,往往是這樣說的。讀者們,這不是我過甚其詞,故意描寫尋烏剝削階級的罪惡的話,所有我的調查都很謹慎,都沒有過分的話。我就是歷來疑心別人的記載上面寫著“賣妻鬻子”的話未必確實的,所以我這回特別下細問了尋烏的農民,看到底有這種事情沒有?細問的結果,那天是三個人開調查會,他們三個村子里都有這種事。劉亮凡是城區富福山人,富福山離城十八里,那村子里共有三十七家人,分為劉、曹、陳、林、黃五姓,共有五家賣奶子(客籍叫兒子曰奶子)的,內三家都姓劉,是劉亮凡(城郊鄉蘇維埃主席)的親房,名字叫做劉昌育、劉昌倫、劉昌純,其他兩家,一家叫林芳廷,一家叫陳良有。劉昌育(劉亮凡的胞叔)是小木工人,余四個都是佃農。劉昌育有四個奶子賣去三個,劉昌倫三個奶子賣去一個,劉昌純兩個奶子賣去一個,林芳廷三個奶子賣去兩個,陳良有一個奶子賣去一半。五家都是因為破產到完全沒有了,沒法子,把奶子變賣得些錢,一面還清債主的賬,一面自己吃飯。買主都是附近村莊里的本姓紳士和富農,紳士更多,富農次之。賣價每個百元(起碼)到兩百元(最多)。賣時兩家在名義上不說“賣”而說“過繼”,但社會上一般都說“賣奶子”。要寫張“過繼帖”,普通也叫作“身契”。過繼帖上面寫道:

“立過繼帖人某某,今因家貧無奈,告借無門,人口嗷嗷,無力養育,情愿商請房族戚友將所生第幾男過繼于某宗兄為男,當得身價洋若干元。自過繼之后,任憑養父教讀婚配,倘有打罵等情,生父不得干涉。兩方甘愿,并無勒迫,不敢生端異說。恐口無憑,立此過繼帖一紙為據。

媒人某押

某押

某押

房族某押

某押

某押

戚友某押

某押

某押

父某押

母某押

兄某押

弟某押

某某代筆

某年某月某日立”

這種賣身契只有賣主寫給買主,買主不寫文件給賣主。所謂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個,都要“水扣錢”,抽賣價的百分之五。房族戚友臨場有多到十幾個的,都要“畫押錢”,歸買主出。親房及強梁的(多半是紳士)畫押錢要多,有十多元到二十元的,普通房族戚友畫押錢每人一元以內。奶子的年齡有三四歲的,有七八歲的,有十三四歲的。買賣奶子,由媒人背了送到買主家。這時候奶子的父母總是痛哭流淚,甚至兩夫妻打起架來,妻罵夫沒有用,尋不到飯吃要賣奶子,旁人也多有替他們流淚的。劉昌育賣奶子,他的侄兒劉亮凡就是一個看不過意流了淚的。現在講到調查會的第二個農友李大順,看他供給的材料又是怎樣?他是雙橋區的黃沙村人,他那個村是個有人家四百戶左右的大村,內中賣奶子而被他親眼看見的有五家,每家賣出一個奶子。有一家是賣往廣東平遠縣的八尺地方,李大順在路上撞到這個背著小奶子的父親往平遠方向一路哭了去,這人撞到熟人臉上不好意思到十分。他為什么要把奶子賣往廣東八尺呢?因為賣的價錢更高,一個奶子賣得二百多到三百元。不論賣到什么地方,四五歲的幼年奶子賣的價錢更高,因為容易“養得疼”(帶得親)。年齡大了,像八九歲的、十多歲的,反倒賣不起價錢,因為不容易帶得親,并且容易跑掉。至于到調查會的第三個農友梅治平,他是雙橋區藍田村的農民,他村里也有賣奶子的事。他的叔父梅宏波窮得不得了,三個奶子一個過番(往南洋)去了,一個在家,一個賣往平遠。附近暗徑村,貧農梅傳華七個奶子,賣出五個。那天調查會到的就是劉、李、梅三位,他們自己村子里出賣兒子的事,就有上述那么多起。三人中一個是北半縣人(劉),兩個是南半縣人,那末全縣的情形也不難推知了。據他們說,在他們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賣過兒子的。劉亮凡說,他曾見過和聽過賣兒子的事,在他家鄉的附近共有上百的數目。

普通總是賣兒子,賣妻賣女的不經見。

聽見人家賣了兒子了,債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討賬。“賣了奶子還不還埃(我)嗎!”債主很惡聲地叫著。他為什么要這樣子呢?因為這時候是他這筆債的生死關頭,賣了奶子猶不還他,錢一用掉,永久沒有還債的機會了,所以他就顧不得一切了。

舊的社會關系,就是吃人關系!

5.打會

打會的目的是互相扶助,不是剝削。如為了娶媳婦,做生意,死了人要埋葬,還賬等等,就邀集親戚朋友打個會。但月子會、隔年會、四季會,因為標利很重,結果變成剝削農民。

打會的人(會頭)不是全無資產的人,多半是中農階級及小商人中間打會的多。富農不消打會,極貧的貧農想邀個會也邀不到,只有半自耕農,佃農中之有牛力、農具者,自耕農,市鎮上較活動沒有破產危險的小商人,他們邀會才有人來。

會有長年會、半年會、月子會、四季會、隔年會五種。

長年會是六個人,六年完滿。除頭會外,每人出洋十元,共五十元,交與頭會。頭會“沒本蓋利”,三年加三(每年蓋利十五元,共四十五元),兩年加二半(每年蓋利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計六年頭會要蓋利八十元,本則“沒收”去了。二會以后沒本蓋利制度與頭會同,惟利息逐年減輕。如二會是二年加三(每年十五元,共三十元),二年加二半(每年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蓋利息六十五元。三會以后蓋利更少。“頭會賣臉皮,二會撿便宜”,說的是頭會雖得經濟利益,但須低頭求人才打成會,二會既不求人又得利益。

半年會采取標息制度,每半年標一次,人數八個起碼,九個、十個、十一個以至二十多個都有。半年會不是沒本蓋利,而是每半年一了。(月子會、四季會、隔年會缺。)

C.稅捐剝削

1.錢糧(1)地丁 全縣一千四百二十四兩,每兩還正稅大洋三元,附稅二角四分。它原本不是錢而是米,每石谷田完地丁米八勺(每十勺為一合,十合為一升),每升地丁米折成忙銀六分四厘二,再照每兩忙銀折成大洋三元二角四分,約計每石谷田完大洋二分。相傳從前安遠典史楊霄遠跑到北京皇帝老子那里,頭上頂個盤子,盤子里面覆著許多酒杯子,表示安遠、尋烏兩縣山多田少,手里拿著一篇奏文,上面寫著“萬頃山岡一線田”等等話頭,請求減輕田賦,弄得那個皇帝大發脾氣,說你那么個小官敢到我的面前上奏,我可不依,喝聲推出斬首。然后拿了奏文一看,看到“萬頃山岡一線田”的地方,卻說“話還說得有理”,就批準他的奏文。因此安、尋兩縣田賦較之他處為輕。至今兩縣地主富農當每年完糧時候,還要拿些香燭到楊霄遠廟里祭他一番。兩個縣城都有楊公廟。

(2)官租 篁鄉全區,三標區一部分,城區也有一點,名曰“官田”。政府收官租不收地丁,共計九百四十多兩,較之地丁貴得八九倍,大概每石谷田要完小洋二毛。為什么有這種官田呢?明朝篁鄉出了個“霸王”,名叫葉楷,盤據篁鄉多年,與明朝皇帝作對,皇帝用計把他剿平,把所有篁鄉全區葉楷管轄地方的田地充公,名曰官田,禁止買賣,只能用佃戶與佃戶之間轉移田地的名義,叫做“頂退”。三標官田的來歷與篁鄉相同,那里曾為葉楷部屬占據過。城區的一點小的官田,則因那里的人曾經犯了皇帝老子的法,因此沒收了他的田來。

(3)合計 地丁、官租二項,合計銀二千三百六十余兩,每兩折三元二角四分大洋,也不過七千六百四十余元。由于沙沖水破,逃亡孤絕,貧苦拖欠幾種原因,每年有兩成收不到手,實際只能收六千一百十二元左右。

(4)苦甚 上述田賦數量,每年不過六千一百余元,而縣署用款如行政經費、司法經費、監所經費、人犯囚糧、慈善經費各項,每年須用一萬余元,以之抵充,不足遠甚。故到尋烏做官的人,莫不覺得苦甚,便一意勾結豪紳,借種種事故壓榨貧民。至于煙、酒、屠宰等稅,直接歸省政府,不與縣署相干,縣署能指揮的只有田賦一項。

(5)陋規 縣署錢糧經征柜上有幾種陋規:第一是銀水,每塊錢至少吃去半毛至多一毛。譬如市價每小洋十二毛折大洋一元,糧柜上卻要收十二毛半,全年六千一百余元,每年可吃銀水三百多元,這是糧柜上的第一個大剝削。經征主任沒有薪水,專靠銀水及其他陋規養他。第二是過割禮,又名割糧禮,民間買賣田地要交割糧禮,糧柜上每戶要收過割禮二毛,全年約有六百戶割糧,可得一百二十元。第三是填寫禮,田地買賣不但要交割糧禮,而且要稅契,就是要拿土契到糧柜上斢張官契(財政廳發下來的),將土契文字填寫到官契之上,每張收填寫禮二毛,全年所得總數與過割禮同。第四是券票禮,即糧票錢,每張小洋三分,全年約二千張,共六十元。以上四種陋規,除銀水外,都是公共的。每個知事新到任,糧柜主任要孝敬二十元至三十元與他,名曰“點規”,即是希望新任知事再點他做糧柜主任的意思。此外,還有過節禮(端午)、過年禮,不但要送知事,而且要送財政科長,知事送物,科長送錢(十元到二十元)。這些耗費都是出之于陋規。

(6)管錢糧的 尋烏縣有三個管錢糧的,劉士輝、劉梅芳、黃少堂。民國以來就是他們管錢糧,他們挾著幾本糧冊做寶貝,勾結歷任縣知事把這個職務當做世襲。由三人中互推一人為主任,其余兩人為戶書。紅軍到城,三個都挾著糧冊跑掉了。

2.煙酒印花稅

尋烏的煙酒印花稅,每月小洋各六十元,共百二十元,一個商人承包,在北門內設個稅局。除縣城外,每月往澄江、吉潭、三標、石排下、留車、車頭、牛斗光、珠村圩、荒塘肚、公平圩、篁鄉圩、中和圩、岑峰圩、茅坪圩、龍崗圩、上坪圩等十六個圩場收稅一次。每個小酒攤子賣酒,每個小雜貨店賣黃煙,都要抽稅。老實的,多敲他一點,調皮的,照章程收。每月一百二十元包稅,實收可得二百元,賺八十元。稅局要用局丁二名、火夫一名。包商多半是贛州人。

3.屠宰稅

也是包,每月八十元稅額,實收百五十余元,賺七十余元。也設一個局,局丁一名,火夫一名。局丁不但招扶局長,還要幫他出外收稅。百五十余元,城中即占四十八元八毛(三個肉案)。包商也是贛州人。只能收到圩場有定案的屠戶,章程雖然說的鄉下人家殺一個豬也要完稅,實際收不到。

4.護商捐

是一種地方捐,普通叫做“百貨捐”。國民黨經費、靖衛團經費都從此出,公安局沒錢用也要撥一份給它。縣百貨捐總局歸地方財政局管轄,縣城北門外、吉潭圩、盤古隘,各設分局。油、鹽、米、豆、雞、鴨、牛、豬、羊、狗、水貨、雜貨、布匹,凡屬路途過往貨物,無論什么都要抽稅,每件半毛起碼,五毛為止。米果、水果、柴火、竹木器等附近鄉下挑到圩場零碎發賣而非遠途過往的東西,不收稅。反過來說,一切遠途過往的東西都要收稅。南半縣留車、牛斗光等處群眾斗爭發展,便無法設局收稅。三個分局每月數額二千元以上,吉潭過去有一個月收過二千多元,北門外過去有一個月收過八百多元,盤古隘過去無局,謝嘉猷最近才設立。名字叫做“護商捐”,實則商民恨得要死。

5.牛捐

縣城一處,每年一千七百多元,無局,由三四個股東承包,一人出面辦理。四年來都是新尋派何子貞的老子何學才出面包辦。一千七百多元捐額,實際則收二千三四百元,也是一筆地方捐,歸財政局管理支配。

6.賭博捐

名字叫做“公益捐”,包括賭攤與花會,亦屬地方經費,由財政局派征收員(何子韶做過兩年)管理征收。縣城一處每月收一千一百元,盛時每月收過一千八百余元。全縣各圩同樣要抽。前年每月全縣收過三千多元,那時有劉士毅[39]派了一排人來縣經辦,名曰“防務捐”,每月提去二千元。贛南各縣都是如此。后贛南旅省同鄉會向省政府告了劉士毅,他不得不撤銷,但地方豪紳繼續征收如故。這是地方豪紳與劉士毅斗爭的一幕小史,許多縣都有這種斗爭。

7.財政局總收入

財政局的收入是牛捐(年一千七百多元)、護商捐(年二萬四千元)、考棚租(二千元左右)、賓興租(以谷折錢計三千元左右)、孔廟租(三百元左右)等,共計年收三萬元左右。其用途是,國民黨縣黨部、靖衛隊、財政局、建設局、教育局、清鄉局、公安局、新尋學校(何子貞、何挺拔辦的)、普化學校(在澄江,謝嘉獻、藍玉卿辦的)的開銷,總而言之是豪紳及其走狗嫖賭、食著、鴉片煙的用費所從出。

8.派款借款

省政府的贛省公債派過三千元,二五庫券派過二千元,中央公債派過一千元左右,金融善后借款派過四千元,軍閥過往,如林虎、劉志陸、李易標、黃任寰[40]、許崇智、賴世璜過了多回,前后派過四萬多元。以上這些派借款項,由縣署分攤到各區、各村、各圩,凡有一石谷田以上的,小商一百元資本以上的,均要派到。凡操到政權的豪紳地主大商,從縣到鄉各級機關的辦事人,均不出錢,對他們的親戚朋友也為之設法酌減。于是款子都派在那些老實的弱小的地主、富農、商人身上。還要加派手續費、夫馬費、茶水費,如上頭要派一千元,財政局就要派一千二百元,接下去區鄉兩級又各要加派,借此漁利。上面借了款去如公債等,間有還下來的,軍隊借款亦間有還來的,縣城及各區保衛團豪紳們一把吞了下去,從不發還與借戶。汪子淵當保衛團總時,吞沒軍隊還來借款一千余元,惹起篁鄉一帶借戶和他打官司,始終沒有打得出一個銅板。

(九)尋烏的文化

女子可以說全部不識字,全縣女子識字的不過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縣文化因交通與廣東的影響比北半縣更加發達。依全縣人口說,約計如下:

不識字        百分之六十

識字         百分之四十

識字二百       百分之二十

能記賬        百分之十五

能看三國       百分之五

能寫信        百分之三點五

能做文章       百分之一

初小學生       百分之五(五千人)

高小學生       百分之八(八千人)

中學生        五百人

大學生        三十人

出洋學生       六人

秀才         四百人

舉人         一人

(上列的百分數是每一項對于人口總數的比例。)

高小學生多于初小,是因為進高小的多由讀蒙館后直接進去的。全縣初小每區不出十個,七區共七十個,每個以五十人計共三千五百人。此外半新不舊的初小,有其名無其實或者連招牌也沒有掛的有八十個,學生約一千五百人。兩項共五千人上下。

高小每區至少一個。雙橋區經常有兩個,有一時期(三二五暴動前)有過四個。南八區有二個,有一時期(三二五暴動前)有過三個。城區有二個(城內之城東學校及田背之曹倉學校)。篁鄉有一時期(三二五暴動前)有三個。縣城有三個(除城東)。全縣經常有高小十三個,最盛時期(三二五暴動前中國大革命前后文化運動高潮時期)有十八個。普通每校有一百學生。前清光緒末年辦起到最近,最老的有二十多年歷史,共有學生一萬左右,一萬人中已經死掉了二千左右。高小學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與富農子弟各占小部分。

本縣有四個中學,但都短命。項山大地主“屎缸伯公”辦的知恥中學(項山小杭)辦了一年,雙橋地主們聯合辦的尚志中學(在坵坊)辦了半年,澄江公立的普化中學(在澄江圩)辦了兩年,革命派辦的中山中學(在縣城)辦了兩個月,總共出了一百多個沒有畢業的學生。中學生的大多數是在梅縣、平遠、贛州三處中學讀書的(每處各一百名左右)。全部都是地主子弟,其中亦是小地主占大多數。

大學生中大多數出于大中地主階級,小地主只占著五個。劉維爐在廣州中山大學讀了一學期,劉維鍔在北大讀了二年,鄺才誠在北京師大讀了一年多,三個都是共產黨員。二劉三二五暴動時被殺,鄺任紅軍五十團參謀長,在澄江被謝嘉猷捉著割死。鄺世芳在北京朝陽大學讀四年,病死,思想是革命的。凌得路在北京文化大學讀一年,到俄國留學,以不能供給飯費,在芬蘭使館教大使家塾,思想是革命的。五人都是由祠堂供給學費才進大學的。大地主出身的二十五個大學生(及專門學校學生)全部反動,主要如何子貞(河南礦務學校讀了兩年,尋烏靖衛隊長)、賴世源(北京師大預科二年,在篁鄉參加反革命)、劉鴻翔(北京文化大學讀兩年,在南八區領導反革命),三人均在尋烏,其余多在外頭,屬于蔣介石派。共大學生三十人,十分之八是讀法科。

出洋學生六人中,潘作琴(英國醫科畢業,在汕頭行醫)、丘凌云(到英國走過一回,其實不算留學,天津鍋爐公司工程師)、丘偉伍(日本帝大畢業,新尋派中堅,隨何子貞跑了)、古子平(從日本買了一張文憑回來,大嫖大賭,篁鄉人,做過教育會長,此次在篁鄉炮樓中被紅軍攻走)四人均大中地主出身。曾有瀾(最先出外留學的,光緒年間去日本,法科畢業,在奉天、北京、湖北做法官,中山中學派曾捧他為假首領,三二五暴動失敗房子被燒,現加入改組派)、鄺摩漢(日本留學,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北京文化大學教務主任,與尋烏大地主謝杰在南京辦汽車公司)二人出身不屬大中地主。曾是小地主,官費留學日本。鄺是貧農,高小畢業,進南昌憲兵學校,有個什么人賞識他,供給他錢去日本。

秀才生存者全縣還有四百個,其中篁鄉區塘背古姓一村六百人中占去十一個,是秀才最集中的地方。古柏的高祖七十歲,死時起個“圣旨”牌坊,中間寫著“親見七代”,兩邊寫著“眼見五廩貢”、“膝繞十二衿”,說的就是那時候他的孫子同時有十二個秀才。塘背古姓的舊文化在全縣是最盛的,他們在政治上也歷來占著支配的地位。南八區車頭鄉二千人中有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區龍圖鄉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個,則算是少的。近數年來,秀才們大多數無所事事,在鄉村中當“老太”(本姓農民呼尊長叫“老太”,地方上人稱他則曰“先生”)。這班人多半是收租的小地主,一小部分教書(舊書,也有新書),又一小部分行醫以為生。秀才都是地主階級的產物,但也有極少數是從貧農階級出身,受地主的栽培而讀書進學的。尋烏唯一的現存舉人古鹿蘋,他的父親是個雇農,苦得沒有飯吃。他小時提個小籃子賣小口(糖子、荸薺、咸蘿卜等等),后來讀書,先生見他聰明,不收他的學費,以此讀出頭來。他做過兩任縣知事、兩任省議員。他在鄉間是個極頑滑的,什么人都同他好,他亦表面上贊成新派,同時又禁止他的女兒剪頭發,限制她的婚姻自由。南半縣土地斗爭起來,他采取反對態度,這次紅軍進攻古姓炮樓,他又主張投降。

南半縣土地斗爭勝利,每個鄉蘇維埃至少辦了一個列寧小學校,普通是每鄉兩個,特別地方(龍圖、牛斗光)辦了四個,每校學生四五十人。學校及學生數比舊時國民學校增多一倍。小孩子們說:“若不是土地革命我們沒有書讀。”高小因無經費也沒有教員(革命知識分子忙于參加斗爭去了),還沒有辦起來。

第五章 尋烏的土地斗爭

本章目錄

(一)分配土地的方法

(二)山林分配問題

(三)池塘分配問題

(四)房屋分配問題

(五)分配土地的區域標準

(六)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七)每人得田數量及不足生活之補添

(八)留公田問題

(九)分配快慢

(十)一個“平”字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十二)原耕總合分配

(十三)暴動在蒔田之后怎樣處理土地

(十四)非農民是否分田

(十五)廢債問題

(十六)土地稅

(十七)土地斗爭中的婦女

(一)分配土地的方法

有幾種分配土地的方法。主要的是照人口平分。全縣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方沒有分配土地。就已經分配了的說,照男女老少平分法去分配的占百分之八十。當土地斗爭初起時沒有成法可援,尋烏縣革命委員會(縣政府)提出了四個辦法,要區鄉蘇維埃召集群眾代表開會討論,任憑選擇一種。那四個辦法是:一、照人口平分;二、照勞動力狀況分配,勞動力多的多分,勞動力少的少分,即四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為一勞動單位分全田,四歲以下、五十五歲以上分半田;三、照生活財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藝的少分,無他職業的多分;四、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施行結果,多數地方采取第一個辦法。后頭斗爭發展,尋烏黨就采取第一種辦法作為主要辦法,推行各區,得到了多數貧農群眾的擁護。現在照這個辦法來分配的土地,占全分配區域百分之八十。這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通通按照人口數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勞動能力有無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總數去分配。

有些地方是四歲以下的不分;四歲以上直到老年,不會勞動的分五成或七成,其余分十成。行這種辦法的有留車、楓山、上磜、大同四個鄉,約有一萬人口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照人口平分之后,不會勞動的因為無力耕種退回田之一部分(退的數目多少不等,由本人自定)于蘇維埃,由蘇維埃補給有勞動力的人耕種。結果成為有勞動力的多分,無勞動力的少分,與縣政府提出的第二種辦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由農民自動地在分田之后退回一部分田地,而不是一開始就按勞動力標準分配。這樣做的有龍圖一個鄉。還有黃沙鄉也是退田,不過不是農民自動退田,而是政府于平分之后見著一些人得了田無力耕種,就命令他們退回一部分。要農民退田,他們也沒有什么怨言;不過若硬要退肥田,而不準他們退瘦田,他們就不喜歡。龍圖、黃沙兩鄉共有二千五百人。

此外,還有大田鄉的自由耕種,愿耕多少就耕多少。這是因為大田鄉經過白色大屠殺,殺死壯丁近百、老小數十,有幾家全家被殺,又有二三十人當赤衛隊,或往外縣做革命工作去了,全鄉原有八百人,現只六百人,有許多田無人耕種,同時全鄉的牛一條不剩地都被反動派牽去了,所以只得任人取耕,全不限制,牛則從別鄉土豪家牽來使用。

(二)山林分配問題

全縣對于山林,除牛斗光一個鄉外,均沒有分配,仍由原耕作人經營,名義上全歸蘇維埃公有,耕種人向蘇維埃納地稅。為什么牛斗光的山林分了呢?因為那鄉人多田少,農民要求分山迫切。此外,許多地方的農民仍然迫切要求分山,如附城南門外、北門外一帶的農民,因為山權在各大姓公堂手里,小姓農民沒山種,他們就迫切要求分山。

(三)池塘分配問題

所有權歸蘇維埃,使用權歸農民,由池塘的鄰近人家輪流管理,每年更換一家。全縣都是這個辦法。

(四)房屋分配問題

沒有分,但準許屋少的或被反動派燒了屋的,搬進屋多的人家去住。雙橋、南八兩區被敵人燒屋很多,那些燒了屋的人都搬進附近地主富農家里去住,搬進中農貧農家里去住的也有。但有一個問題,就是屋主不歡喜新來的人在他家里生兒子。尋烏習慣,若別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兒子,就認為他那一家的“精靈”會被那新來的人奪去,他家就要衰敗了。從前雙橋區的芳田鄉有個進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后來他中了進士,做了官,人們就說是奪了他外祖家的風水。這件事全縣聞名。三二五暴動失敗,留車暴動總指揮鐘錫璆的老婆避難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會生育,就趕快要她走。后頭跑到龍川縣的一個村子,在那里山上搭了個寮子才把兒子生下來。現在一般被工農占住的人家,雖然不敢公開反對別人在他家里生兒子,但心里是不滿的。解決這個問題只有由現在這種“臨時借住”改變到“據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樣加以分配。這亦是動搖封建基礎爭取貧農的一個策略。

(五)分配土地的區域標準

農民以兩個理由反對用大的區域為單位分配土地,歡迎用小的區域為單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區域的土地分出去。為了這個,他們不但反對以區為單位分田,并且連鄉為單位都不贊成。他們衷心愿意的還是以村為單位分田,使他們本村的田完全為本村所得。所以尋烏現在土地分配狀況雖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鄉為單位分的,但多數農民對于這一辦法并不熱烈擁護,而只是不積極反對就是。為什么他們不積極反對呢?則因一鄉之中,村與村的土地數量雖有參差,并不怎樣懸殊,照鄉為單位分了,他們在經濟上所受的損失為數甚為微小。至于那些村與村的土地數量相差很厲害的地方,或者是村的區域很大差不多等于別處一個鄉的地方,他們就堅決反對以鄉為單位,如城區的城郊鄉(分為四村)、新寨鄉(分為二村),南八區的珠村鄉(分為六村)等處地方,均以村為單位分配。但這種地區不多,只占全縣百分之十五。二是不贊成移民。不但是這區移到那區農民自己不贊成,就是這鄉移到那鄉也不贊成。“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籮谷”,說的是搬家要受損失。還有迷信風水,以為祖宗墳墓所在,拋去不利。農民相信風水是于他們的生產有利的。摸熟了的田頭,住慣了的房屋,熟習了的人情,對于農民的確是有價值的財寶,拋了這些去弄個新地方,要受到許多不知不覺的損失。還有因為地理的原因,如車頭地方交通便利,商業發達,那地方的農民不肯移到閉塞的小龍去(同一個區,相隔十多里),也同樣是經濟理由。那種以為農民的地方主義是由于農民的思想陳舊,即承認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認是經濟的原因,是不對的。

(六)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城內農民分田最少,每人一石八斗,為全縣分田最少的地區。原因是過去耕田的少,過去不耕田而現在要求分田的游民和娼妓很多,因此把田分得少了。娼妓有愛人的跟愛人跑了。沒有愛人的無論如何要求分田,她們說:“沒有生意了,不分田會餓死。”人們說她們不會耕,她們說:“我來學呀!”實在她們業已在耕田了。游民同娼妓大多數都是分了田的。那些分了田的游民都是比較有耕種能力的,如有兒子,有少數本錢的;娼妓則是有丈夫或兒子的,她們每家有三五口人,迫切要求分田,若不分給,她們就鬧。在這種情形下,政府也就分了田給她們。但也有一部分不分的,就是純粹的流氓或娼妓而完全沒有耕種能力的。以城郊說,游民分了田的占百分之六十,毫無耕種能力不分田的占百分之四十。

(七)每人得田數量及不足生活之補添

城郊最少,每人每檔(一年收兩季,每季為一檔)一石八斗。城區四廂又多一點,每人每檔三石多。雙橋區最多,每人每檔七石以上。龍圖、河角圩每人每檔七石。但大多數地方都是每人每檔分五石。每人每天要食米一斤,一年三百六十斤,一百八十斤合一石,共米二石,即谷四石。分田石數都是水谷(即毛谷),每檔分五石的,一年兩檔共十石。十石水谷能曬八石燥谷,食去四石,尚余四石。這四石谷年節做米果呀,蒸酒呀,去了二三石,剩下一二石,不敷衣服、油鹽、社會交際(婚喪年節)的日常用度。那末他怎樣補足呢?便靠畜豬子、養雞鴨、種小菜(指城市附近)、種甘蔗、栽竹木、種雜糧(番薯、芋子、包粟、豆子)以及兼做手工(做各種圓木和各種竹器,如鍋蓋、桶子、飯甑、腳盆、尿桶、水勺、竹椅子、斗篷、簸箕、米篩、畚箕、火籠、竹籃子等等東西。以上那些竹木器,農民兼做的多,專門竹木工做的少,農民甚至有兼做臺、凳、椅、桌的),兼挑腳(挑米腳、挑鹽腳、挑豆腳、挑油腳、挑雜貨腳,都是幫助人家挑,挑米鹽兩腳的最多,余較少),兼做小買賣(販油、鹽、米、豆、豬、雞以至米果等等),兼為資本家做工(采香菇、做紙工、采茶等)。上舉各項,每人兼做一門或兩門,用這種方法補足生活。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雜收占三分之一。

(八)留公田問題

土地稀少,農民分田僅夠食用,有些食用還不夠,哪里會贊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分配快慢  

后起的北半縣分配得很快,如城區從暴動占領縣城到田地分配完畢,只有二十天時間。還有南八區的車頭、龍圖及三水區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調查完結,兩天算清,又一天宣布,此外的時間是照每人應得的數目實行抽多補少,確定每家田地的區劃。這樣,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為實際的斗爭就是在抽多補少里頭。這種斗爭是農民對地主富農的斗爭,抽多的不愿抽肥,補少的不愿接瘦,要調配妥當,故需要相當時間。南半縣的大部分(除車頭、龍圖)卻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雙橋一帶就有了武裝斗爭,但到十一月底縣革命委員會成立,才開始發表冊下去,做土地調查。調查費了一個月還沒有調查清楚。原因是調查方法不對,調查表內容很復雜(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齡、土地所有權屬誰、土地界址、面積數目、每年收成等等),不必調查的項目也列了進去,調查手續又很麻煩(縣革委將調查表發往各鄉,調查好了再送縣革委審查),以致延長時日不能分田。今年一月才變更方法,調查表只列簡單幾項(家長姓名、一家人口總數、能耕種的若干、不能耕種的若干、專做工商業的若干、耕田若干、應分田若干)。調查手續,由鄉政府召集“分田大會”,每家出一代表,討論分田辦法之后,當場調查(會場上擺設許多桌子,每個小村的代表們圍繞一張桌子,眾人口報,一人手錄),送交鄉政府核清,將人口總數除田的總數,得出每人應分數目,在通衢公布。從調查到公布,只需四天(調查一天,算清兩天,公布一天)。剩下就是實際分配,即從第五天起每個鄉政府同時派出指導員十多人,分往各村,踏看田地肥瘦,并驗第一天調查場中是否實報無誤。踏驗明白,執行分配,抽多補少,確定界域。這種踏驗、抽補工作較為麻煩,斗爭亦多在其中,所以須費一星期內外的工夫。用這種方法從調查到分配完畢,至遲不過兩星期即可辦完。北半縣后起地方,就是用的這種方法。

(十)一個“平”字

各鄉分田會議中,討論的問題是,鄉為單位還是村為單位呢?人口標準分配還是勞動力標準分配呢?魚塘、園、壩怎樣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尋烏沒有提出討論)呢?不準虛報,虛報的怎樣處罰呢?至于沒收標準問題簡直不消討論,因為紅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沒收土地的宣告,用不著再有什么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簡單的問題就是這一大片土地怎樣分配。很明顯的,以人口總數除土地總數的平田主義是最直捷了當,最得多數群眾擁護的,少數不愿意的(地主與富農)在群眾威脅之下,簡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個“平”字就包括了沒收、分配兩個意義。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雙橋區楓山鄉有個姓劉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壞田。當群眾強迫他拿出的時候,他憤然說:“遭人命也不拿!”鄉政府不能解決。縣政府派人到楓山,才把他壓下去,肥田拿了出來。南八區牛斗光也有富農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鄉政府怕他們,不敢作主,縣政府的人去召集群眾大會,才強迫富農小地主照辦。雙橋區大田鄉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動派燒了房子的,自以為有功于革命。當群眾要分他的田的時候,他惡聲說:“分田呀!頭腦殼生硬下子來!”群眾告知縣政府,縣政府要區政府去捉他。區政府負責人梅立三是個共產黨員,因與梅元坤同族,把這件事彌縫下去。梅元坤否認說過那句話,田仍分出來,就此了事。還有雙橋區荒塘肚鄉政府負責人林某及徐溪鄉政府負責人林某(他也是共產黨員),分田時獨得好田。群眾說“辦事人得好田,我們補來的是壞田”,大為不滿,斗爭情緒因此低落。縣政府把兩人的好田撤回補給群眾,群眾才高興了。以上幾個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對沒收他的田地外,其余都不是沒收問題,而是肥瘦分配問題。所以沒收富農與否,群眾認為是不成問題的。群眾中成為問題的,就是一個肥瘦分配的斗爭,這是土地斗爭的中心,也即是富農與貧農的斗爭。

(十二)原耕總合分配

“以鄉為單位”,說的是人口單位,不是土地單位。土地是不能以區域限制的。甲鄉的人在乙鄉耕了田,乙鄉的人也在甲鄉耕了田,一鄉的人在他的鄰近各鄉都有土地耕種關系。區與區的交界,縣與縣的交界,省與省的交界,農民都是互相交錯地耕種土地。所以一鄉的人拿了他們原在本鄉及鄰鄉耕種著的土地,總合起來,平均分配,被認為是毫無疑義的。尋烏的土地分配也是這樣。

(十三)暴動在蒔田之后怎樣處理土地

有三種處理法。第一種是尋烏北半縣現在行的(南半縣分田在蒔田之先,無此問題),上檔(又叫“早子”)歸原耕,下檔(又叫“番子”)歸新戶。這種辦法,富農不吃虧,但一切耕田少的貧農及不耕田的地主與流氓都不滿意。特別是地主與流氓覺得沒有辦法。不能收租了,地主無法得谷。賭博廢止,又沒有錢借了,流氓失了吃飯的財源。第二種是新戶幫錢給原耕,上檔亦歸新戶得谷。這種辦法又分幫多與幫少。幫錢多,原耕自然滿意;幫錢少,原耕當然不滿意。但貧農及流氓群眾就紛紛議論,甚至有的說:“幾多子家門都了了,你這幾根子狗骨氣力都唔摜?”意思是說幾多大財東都破產了,你這一點點多余東西也舍不得嗎?尋烏法律上沒有承認這種辦法,農民卻有自由行之者。像城區有那食不夠的貧農幫一點錢給富農,要求富農讓了上檔的分出部分給他收割,頗有些人家是這樣做。第三種是不論上下檔誰分了誰就去收獲,廣東平遠縣有行之者。

(十四)非農民是否分田

流氓在縣城方面,略有耕種能力的準許分田,毫無耕種能力的不分;在縣城以外各區,因流氓人數少,一概分田。工、商、學無可靠收入的準許分田,縣城及大市鎮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補足一部分。紅軍士兵和革命職業者,不但分田,而且蘇維埃動員農民替他們耕種。地主在鄉居住的準許分田。僧尼、道士、傳教士要改變職業,即不做僧尼、道士、傳教士了,方許分田,否則不分。算命及地理先生無規定,因為很少,大概都是分田的。南半縣完全沒有僧尼、道士、傳教士、算命及地理先生等人了,他們一概改了職業。黃沙鄉政府主席的父親死了,請和尚做佛事,農民反對。尋烏本縣很少“看地的”,看地的多屬于興國人。和尚很少,全縣不過百把人。耶穌、天主兩教,縣城一個耶穌堂二百多人,一個天主堂一百多人,篁鄉一個耶穌堂一百多人,牛斗光一個耶穌堂七八十人,吉潭一個耶穌堂一百人左右,澄江一個耶穌堂七八十人左右,計耶穌堂五個七百人左右,天主堂一個百多人,共八百多人。耶穌堂屬美國,過去縣城有一個美國牧師,其余四處均中國人傳教。天主堂屬德國,有一個中國神甫。教徒成分,寡婦(內有貧農)及老年婦人(地主婆)占百分之三十,刁鉆古怪的紳士及其家屬占百分之三十,弱房小姓的農民占百分之二十(強房大姓的農民不入教),地主出身沒有出路的青年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大概進教的不外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很壞的,一部分是很弱的。很壞的也不是流氓,而是那鄉村中奸滑陰險想當霸王的,他們進教為了利用它達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種是受人壓迫貪圖保護的貧弱的人,他們的目的在于避禍。

(十五)廢債問題

分為債與賬兩項。債是廢除二分利以上的高利貸。該欠商人的叫作賬,民國十七年元旦以前的不還,以后的要還。因為尋烏所有的債,沒有在二分以下的,所以二分以上的不還,實際上即是整個的不還。親戚朋友之間講人情借來不要利息的債務,群眾仍歸還,但這是非常之少的。欠商人的賬多屬富農階級,中農稍有一點。貧農雇農是沒有商人賒賬的。

(十六)土地稅

去年收了抗租所得稅,每抗租一石,收稅二斗,在雙橋、南八兩區實行了。今年二月縣革委擴大會規定不分等第普遍收土地稅百分之十,稅率與抗租所得稅相等。這是一種不分等第(不是累進的)的稅法。五月縣蘇維埃大會采用贛西蘇維埃頒布的累進稅法。

(十七)土地斗爭中的婦女

尋烏的女子與男子同為勞動的主力。嚴格說來,她們在耕種上盡的責任比男子還要多。犁田、耙田、挑糞草、挑谷米等項,雖因體力關系,多屬男子擔任,但幫挑糞草,幫擔谷米、蒔田、耘田、撿草、鏟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項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幫助;礱谷、踏碓、淋園、蒔菜、砍柴割草、燒茶煮飯、挑水供豬、經管頭牲(六畜叫頭牲)、洗裙蕩衫、補衫做鞋、掃地洗碗等項工作,則是女子作主,男子幫助。加以養育兒女是女子的專職,所以女子的勞苦實在比男子要厲害。她們的工作不成片段,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們是男子經濟(封建經濟以至初期資本主義經濟)的附屬品。男子雖已脫離了農奴地位,女子卻依然是男子的農奴或半農奴。她們沒有政治地位,沒有人身自由,她們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土地斗爭發展,許多地方女子勇敢地參加斗爭,這回四軍二縱隊打篁鄉反動炮樓,篁鄉的女子成群地挑柴去燒炮樓,又從反動地主家里搶了谷子出來。斗爭勝利的地方她們立即有了個人的自覺。各處鄉政府設立之初,所接離婚案子日必數起,多是女子提出來的。男子雖也有提出來的,卻是很少。十個離婚案子,女子提出來的占九個,男子提出來的不過一個。男子在這個問題上卻采取完全反對的態度,其中一小部分男子就消極起來了。“革命革割革絕,老婆都革掉了!”這就是他們無力禁阻離婚表示嘆息的話。這一部分多是屬于貧農。一大部分男子是非常強硬的。芳田赤衛隊隊長曾家勛原有一個老婆,后來又勾到人家一個女子。原有老婆要求離婚,他不肯,對她說:“我家是有進沒出的,你要離婚就一駁殼打死你!”龍圖的富農劉學盛,反對他的老婆離婚,對革委、的主席說:“她要離婚,我就捂了渠。捂掉了渠,我死都愿!”(“捂”,當地讀無,消滅的意思;“渠”,當地讀己,他的意思。)這一部分男子多半屬于富農。政權機關對于這個問題的態度,有過四次變更。第一次是去年十一月農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沒有明顯地反對一夫多妻,承認原有老婆后有愛人而老婆不反對者無罪;主張有條件的離婚,而其條件并不甚苛,承認一方有疾病的,女子受壓迫的,夫妻反目半年不同居的,男子出外一年無消息的,均準離婚;地主階級毫無條件可離婚。同時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這個申明傳播后,南半縣各地發生很多的男女間紛擾,最顯著的是龍圖與河角圩兩鄉(屬南八區)的青年男女群眾,幾乎發生械斗。原因是兩鄉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時常調戲對鄉成群的青年婦女。兩鄉的青年婦女都組織了婦女協會,她們有了團結,對于她們自身艱苦的勞動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她們成群上山去砍柴火,比平素歸家時間要晏)。同時和她們的男性青年朋友(對鄉的)戀愛的行為逐漸有了許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來。他們兩鄉是同姓別房。到今年一月,因為發生捉奸的事,反對捉奸的群眾就去干涉,結果幾乎弄成械斗。上述事情之外,有老婆又新找一愛人的差不多每個鄉村都有,老婆們就群起反對。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來了一條相反的法律。今年二月縣革委會擴大會,對“貞操問題”決議:“已結婚之男女,不準與另一男女發生性交,私奸者嚴辦。”同時對所謂“愛人”問題亦定了一條法律:“反對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度,原有夫或婦未經離婚,不得另找愛人,過去有些錯誤的應即馬上離去,只同一個結為夫婦。”對離婚問題沒有變更。這個決議發表后,糾紛停止了,一致對付當時嚴重的時局,打破了敵人的“進剿”。五月二日占領縣城,同時紅軍第四軍占領了反動的北半縣,發動會昌、安遠、平遠的群眾。在這種形勢之下,五月六日全縣第一次蘇維埃大會,取消了二月會議的貞操決議,雖然沒有明白地規定禁止捉奸,但再不說什么“私奸者嚴辦”了。此次對“愛人”問題采取了二月會議的意見,對離婚問題與前二次會議無異。但大會閉幕不到一個月,第三區蘇維埃大會卻大大變更了對“愛人”問題、離婚問題的決議,他們的口號是“離婚結婚絕對自由”,當然的結果,不但禁止捉奸,而且什么愛人也可以帶了。這個案子通過的地區是尋烏全縣斗爭最久(一九二八年到今),又是資本主義最先侵入的地區,時候則又在四軍到來,會、安、尋、平四縣斗爭大大發展的時候。當這個案子提出的時候,提案人的演說是:“四軍的人說了,有條件的離婚包含了封建思想。”這篇演說過后,案子就馬上通過了。城區是新起來的,建設政權不上一月,男女問題已經鬧得不亦樂乎。有一鄉拒絕縣政府派去的宣傳員,他們說:“同志!你唔要來講了,再講埃村子里的女人會跑光了!”其實宣傳員宣傳的是“推翻封建勢力”、“打土豪分田地”,離婚結婚問題也是照著法律講的,但一經發動,就如水之就下不可制止。城郊一鄉跑了十幾個婦人,她們的老公跑到鄉蘇維埃去哭訴。鄉蘇維埃在老公們的迫切要求之下出了一張告示,上面說道:“一般青年男女,誤解自由,黑夜逃跑,紛紛找愛。原配未棄,新愛復來。似此養成,似驢非驢,似馬非馬,偷偷摸摸,不倫不類……。”這篇告示,明顯地描畫了成年老公們的呼聲。不過這種“不倫不類”的潮流——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無法制止的了。

婦女在土地斗爭中是表現非常之喜歡的,因為可以解決她們沒有人身自由的束縛。未結婚的青年群眾中,差不多不論哪個階級都擁護婚姻自由的口號。貧農階級已結婚的成年男子,一般說來是反對離婚自由的,但他們反對的態度不是那種反革命性的頑強態度,他們只覺得老婆跑了不得下地。他們的嘆聲是:“革命革割革絕,老婆都革掉了!”他們跑到鄉政府請求設個法子,他們也不敢打他們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嘔氣的事。富農小地主階級的成年男子們就完全不同,那種“捂了渠”,“一駁殼打死你”,都是他們反革命性的橫蠻無理的表示。至于成年農民男子們為什么要反對離婚自由(結婚自由沒有問題)呢?非常明顯,他們是為了勞動力。

那末,農民男子是反對女子解放到底的嗎?不是的,特別是貧農雇農階級他們很快就會給予女子以完全的解放,在他們整個階級解放完成了之后。他們之所以懼怕跑掉老婆,乃是在土地斗爭尚未深入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充分看見推翻封建剝削以后的成果的時候所發生出來的一種思想。只要土地斗爭一深入,他們對于婚姻問題的態度就要大大改變了。

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原抄件刊印,其中第五章按毛澤東一九五0年修改稿排印。

編輯: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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