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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烏調查 毛澤東

2019年03月05日 17:57 來源:委員履職盡責實踐活動辦公室

?? 尋烏調查 毛澤東

  (一九三○年五月)

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我過去做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七個有系統的調查,湖南那五個是大革命時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寧岡兩個是井岡山時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個放在我的愛人楊開慧手里,她被殺了,這五個調查大概是損失了。永新、寧岡兩個,一九二九年一月紅軍離開井岡山時放在山上的一個朋友手里,蔣桂會攻井岡山時也損失了。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尋烏調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軍到尋烏時做的,正是陂頭會議(二月七日四軍前委與贛西特委的聯席會議)之后,汀州會議(六月四軍前委與閩西特委的聯席會議)之前,關于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在全部工作上幫助我組織這個調查的,是尋烏黨的書記古柏同志(中學生,破產小地主,曾任小學教師、縣革命委員會及縣蘇維埃主席,篁鄉區人)。在材料上與我以大量供給的,是郭友梅(五十九歲,雜貨店主,曾任縣商會長,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歲,貧農,縣蘇職員,城區人)、趙鏡清(三十歲,中農,做過鑄鐵工,做過小商,陳炯明部下當過兵做到排長,現任縣蘇委員,雙橋區人)、劉亮凡(二十七歲,縣署錢糧兼征柜辦事員,現任城郊鄉蘇維埃主席,城區人)四人,他們都是經常到調查會的。此外李大順(二十八歲,貧農,曾任區蘇委員)、劉茂哉(五十歲,老童生,開過賭場,做過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為貧民,曾任縣革命委員會委員,現任區蘇委員)兩人,也供給了一部分材料,間或到我們的調查會。還有劉星五(四十六歲,農民,做過小生意,鄉蘇委員,城區人)、鐘步贏(二十三歲,梅縣師范生,區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陳倬云(三十九歲,自治研究所畢業,做過縫工,做過小生意,當過小學教師)、郭清如(六十二歲,秀才,赴過鄉試,做過小學教師,城區人)四人,到過一二次調查會,稍微供給了一點材料。我們的調查會,就是我和以上十一個人開的,我做主席和記錄。我們的會開了十多天,因為紅軍部隊分在安遠、尋烏、平遠做發動群眾的工作,故有時間給我們開調查會。

尋烏這個縣,介在閩粵贛三省的交界,明了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

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還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寧都小布

第一章 尋烏的政治區劃

全縣分為七區,七區之中包括四廂十二堡。

七區是:

城區:分東西南北四廂,為全縣政治中心。

仁豐區[7]:即篁鄉堡。公平圩、菖蒲圩(即篁鄉圩)為本區兩個政治中心,各設一個局。

雙橋區:即雙橋堡。內分十三段,以留車為政治中心。

南八區:分南橋、八富兩堡,以牛斗光為政治中心。

兼三區:分項山、腰古、滋溪三堡,以吉潭為政治中心。

澄江區:分尋烏、大墩、桂嶺三堡,以澄江圩為政治中心。

三水區:分三標、水源兩堡,以三標圩為政治中心。

明萬歷前尋烏還未設縣,萬歷以后才設縣。沒有設縣的時候,一部分屬江西的安遠縣管轄,設置石溪堡,其地域是現在的澄江、三水、仁豐、縣城等區;一部分屬廣東平遠縣管轄,其地域是現在的雙橋、南八、兼三等區。

第二章 尋烏的交通

(一)水路

尋烏水從桂嶺山盤古隘一帶山地發源,經澄江、吉潭、石排下、車頭、留車,流入龍川,下惠州,故尋烏水乃是東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車三個圩場為最大,吉潭在三個圩中更首屈一指。

另由石排下可以通船到城區之河嶺(城南十里)。

(二)陸路

以石排下為中心,分為四條大路:一條經過吉潭(三十里)、澄江(六十里)、盤古隘,通筠門嶺(一百一十里),為興國、于都、會昌通廣東的大路。一條經過縣城(三十里)、三標(六十里)、太陽關,通安遠城(一百四十里),為信豐、安遠通梅縣的大路。一條經過珠村、牛斗光(二十里)到平遠之八尺(四十五里),為會昌、安遠兩方通梅縣的大路,即會昌、安遠兩條路均到石排下集中,共同通梅縣的大路。一條經過車頭(二十里)、留車(三十五里)、荒塘肚(六十里)到興寧之羅浮(九十五里)、羅岡(一百二十五里),往興寧、五華,為尋烏下惠州的大路。

另有幾條小些的路:一條從澄江通安遠挖補界之羅塘(三十里),再由羅塘南往下壩,北往門嶺。一條從吉潭經小田、船肚、書園往平遠(六十里)。一條從縣城經大爐下、滋溪、劍溪、禮輋、賴地往武平(一百八十里)。一條從縣城經上坪通安遠南鄉之胡山(六十里),再由胡山北往安遠城(六十里),西往太平(三十六里)、鵝公圩(六十里)。一條由縣城到新圩(六十里),再由新圩經公平圩(三里)、兩廣亭(四十五里),往定南之鵝公圩(八十里),再南經鵝公圩,西往定南城,西經鶴子圩往信豐。由新圩經菖蒲(二十里)、隘排口往龍川城(二百四十里)。由菖蒲、隘排口通興寧城(一百八十里)。以上各路比較小一點。

從尋烏城出發,往門嶺九十里,往武平一百八十里,往梅縣二百四十里,往興寧二百四十里,往安遠一百一十里,往龍川三百一十里,往定南(經上坪、胡山、太平、鵝公圩)一百六十里。

(三)電報

過去電報局設在吉潭,民國十一年移到縣城。電線由吉潭通尋烏城,通筠門嶺,通平遠。

(四)郵政

縣城是三等郵局。一路走吉潭、澄江通門嶺。一路走牛斗光通八尺,再由八尺通梅縣;另由八尺分一路通平遠。一路走三標通安遠。澄江、吉潭、牛斗光三處有“代辦所”,三標、石排下二處有“代收所”。舊歷二、五、八走門嶺,一、三、五、七、九走八尺,二、四、六、八、十走安遠。贛州的信走安遠,送于都、興國的信走門嶺。縣城郵局通常可以匯款二百元以內,五百元以內須先期交涉,否則不能。前年三二五暴動,抓了郵政局長,罰過五百元。此次新局長怕抓,先期跑了。三二五暴動還殺了一個電報局長。

(五)陸路交通器具

和廣東一樣,不論什么道路一概沒有車子。陸路運輸工具大多數是活人的肩胛,其次是騾馬。縣城通梅縣大路上騾馬很多,縣城通門嶺、縣城通吉潭兩條路也有,此外沒有。運輸的騾馬是騾多馬少,但普通一概叫做“馬子”。用馬子馱的貨物以鹽豆兩門為大宗。

第三章 尋烏的商業

本章目錄

(一)門嶺到梅縣的生意

(二)安遠到梅縣的生意

(三)梅縣到門嶺的生意

(四)梅縣到安遠、信豐的生意

(五)惠州來貨

(六)尋烏的出口貨

(七)尋烏的重要市場

(八)尋烏城

(1)尋烏城是什么

(2)鹽

(3)雜貨

(4)油

(5)豆

(6)屠坊

(7)酒

(8)水貨

(9)藥材

(10)黃煙

(11)裁縫

(12)傘

(13)木器

(14)火店

(15)豆腐

(16)理發

(17)打鐵

(18)爆竹

(19)打首飾

(20)打洋鐵

(21)修鐘表

(22)圩場生意

(23)娼妓

(24)同善社

(25)人口成分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

(一)門嶺到梅縣的生意

從石城、瑞金來的,米和豆子為大宗,值幾十萬元。從興國來的,茶油為大宗,米也有(少)。于都、會昌沒有什么貨來。

澄江圩每圩從門嶺來的油約有四船(門嶺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裝油十二擔,每擔約值小洋三十元,每年以百圩計算,約值十五萬元。

石城、瑞金的米到門嶺,大部分經羅塘、下壩(武平屬,在三省交界)、新鋪(蕉嶺屬,離梅縣三十里)往梅縣,每天有約三百擔過。米走尋烏通過往梅縣的,很少。由尋烏通過的是油豆兩大宗。豆子擔數比油多一倍,每擔有五斗的,有三斗的,不等。價值每斗小洋一元五毛。每圩(三天一圩)用船載的有五船,每船十四擔,每擔(以四斗計)值六元,每圩共值四百二十元,每年一百圩共值四萬二千元。另還有肩挑,每圩有二十擔,每年有二千八百擔,共值一萬六千八百元。兩項共值五萬八千八百元。

(二)安遠到梅縣的生意

這一條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雞,次是牛,又次是豬。雞的大部分是唐江、南康、信豐來的,安遠也有一點,甚至有從遂川來的。走王母渡、金雞圩、新田、版石,不入安遠城,由安遠城北五里地方通過,入尋烏下梅縣。由梅縣的雞行裝往松口,向汕頭輸出。雞每天走尋烏通過的,安遠來的是大宗,也還有小部分走門嶺來。每天少也有一百擔,多的到百三十擔。每擔六十斤,以每天百擔計,六千斤。雞販子由唐江一帶一直挑到梅縣城或新鋪圩(由尋烏走大拓去新鋪下船,直往松口,不經梅縣)發賣,每斤價五毛(尋烏雞價每斤四毛)。每天六千斤,共值三千元。每年三百六十天,共值一百零八萬元。梅縣雞行賣與松口,每斤價七毛以上,可謂大賺其錢。

每月逢一是“牛崗”。十一月最旺,每崗七八百頭牛。正、二月次之,每崗一二百頭。三、四、五、六、七月最淡,每崗少的三五頭,多的也不過十余頭。八月初一這天為牛市“開崗”的日子,從這日起生意逐漸旺盛,每崗從四五十頭到六七十頭。九、十兩月每崗就有百把頭了。

每年共有多少牛呢?

正、二月每月平均一百頭,共二百頭;

三月六十頭;

四、五、六、七月沒有市;

八月三崗,二百五十頭;

九月同八月;

十月三百頭;

十一月三崗,二千一百頭;

十二月只有二崗,一百六十頭;

全年三千三百二十頭。

牛價平均每頭值四十元,全年共值一十三萬二千八百元。

牛也是如雞一樣,從唐江、信豐來的為大宗,安遠也有一點點,尋烏本縣沒有。和雞不同的是,雞于尋烏只是經過,牛則在尋烏出賣。牛市在縣城東門外河墈上,賣主是唐江、信豐、安遠人,買主是梅縣、武平、蕉嶺、平遠人,經紀(牙人)是尋烏人。不是經松口向汕頭輸出,大概是牛販子們買了去轉賣給人家耕田,或轉賣給城市宰殺。牙人錢每只牛買賣雙方各出半毛。牛稅有承商包辦,每年繳政府一千七百四十元。牛稅從前每年“標”(即投標)一次,出錢多的得標,近改為三年一標。稅到牛身上,黃牛每頭四毛,水牛每頭五毛,名之曰“餉”。抽過了稅,在那只牛身上拍上個“餉”字的石灰印,買主就起牛跑。餉以外,還有捐,是近來附加的,每牛一毛。承商向政府出的稅,連同他自己的賺項,年在二千元以上。以平均每牛抽稅四毛半計,每年在尋烏城出賣的牛,當在四千五百頭以上。上面說每年三千三百二十頭,乃是最少量的估計。

信豐來的最多,安遠次之。走兩條路來,一條從安遠城,經尋烏城,走牛斗光、八尺去梅縣,這一路最多;一條由安遠南鄉,走公平、新圩、留車、平遠之中坑圩,往梅縣,這一路較少。兩條路全年有五千只豬通過。平均每只一百斤,每斤價四毛半(每只四十五元),五千只豬共值二十二萬五千元。尋烏政府每只抽稅二毛。

(三)梅縣到門嶺的生意

大宗是洋貨(牙粉、牙刷、電筒、膠底鞋、肥皂、洋傘、馬燈、洋鐵均大宗。其中如牙粉、牙刷等,本屬中國制的多,但普通也叫洋貨),海味(海帶、海參、魚肚、魷魚、淡菜、咸魚等為大宗),鹽(十年前惠鹽多,三四年前潮鹽多,這是因為商人包辦路線不同的緣故。現在又是惠鹽多,則因八尺、中坑等處反動派對紅色區域封鎖,阻塞了潮鹽的路的緣故。鹽到門嶺后,一直通往興國),洋油(亞細亞牌的多),布匹(梅縣去的少,興寧去的多,均買了洋紗自己造的。興寧織造很發達。興寧一般生意也比梅縣大)洋紗(外國貨)這五類。糖與面粉亦有好些。

梅縣與門嶺不通車,貨大部分是肩挑,鹽通通用馬子馱,只有用船載至澄江起岸。面粉之一部也用馬子馱。

門嶺去梅縣,腳夫們一擔貨去,一擔貨回。

(四)梅縣到安遠、信豐的生意

貨物種類與往門嶺的同,但數量少于門嶺,大概比例是門嶺六成,安、信四成,因門嶺貨物銷到瑞金、石城、于都、興國等廣大地方,安遠、信豐地域較狹之故。

(五)惠州來貨

只有鹽一門是大宗。咸魚、黃糖二樣略有一點來尋烏賣。此外沒有。

(六)尋烏的出口貨

上面說的都是進口貨或通過貨,這里要說尋烏縣對外出口貨。

第一是米。梅縣一帶很缺乏米,價比尋烏貴一倍,尋烏每年要供給它很多。澄江、三標、吉潭(項山的)、城區四個區域的米,從牛斗光經八尺、大拓,向梅縣輸出;龍圖、腴田、留車、芳田、篁鄉上半區一帶的米,走中坑向梅縣輸出;大同、篁鄉下半區、大田、藍田、斗晏及龍川來的一部分,走岑峰經石正向梅縣輸出。三條路輸出數量大略相等,每天共計輸出米一百擔,全年三萬六千擔,平均每擔價八元,共二十八萬八千元。

第二是茶。出于城區西廂之上、下坪,南廂之圖合、岡上、鵝子湖一帶。三、四、五、七、八月為采茶期。每圩約輸出二十擔(每擔七十斤),每年百圩輸出二千擔,共一十四萬斤,每斤價五毛,共值七萬元。十分之八以上向興寧輸出,十分之二以下向梅縣輸出。采茶時興寧客子到鄉下,收買生葉自己制造。生葉中,“雨前茶”(谷雨以前的,又叫“頭春茶”),一塊錢八斤,每五斤生葉可以制出一斤茶。這種雨前茶價頗貴,要一塊錢一斤。“二春”(三四月的)和“秋子”(七八月的),每塊錢能買生茶葉十五斤,制造出來每斤賣五毛。做茶生意的靠著二春和秋子賺錢,頭春茶是賺不到什么錢的。十二月還能產出些茶,名叫“雪子”,和雨前茶一樣的貴,同屬上等人家吃的。出不多,客子們于它也賺不到什么錢。城區之外,雙橋區之雁洋坪也出茶,雖很少(每年只值百多元),但很好,因為不是嶺頭種的,而是菜園子里種的。

第三是紙。出于篁鄉,向興寧(走羅浮、羅岡)、梅縣(走中坑,也有走岑峰的)、龍川(走貝嶺)三地輸出。平均每圩六十擔,全年一百圩,六千擔,每擔價八元,共四萬八千元。

第四是木。產地是城區的西廂(上、下坪)、南廂(鵝子湖),南八區的河角圩一帶,篁鄉區的香山、高頭一帶,三水區的肖木坑、寨塘坑,兼三區的羅福嶂。除羅福嶂的向潮汕輸出外,其余均向東江輸出。但羅福嶂木頭輸出潮汕價錢很貴,輸出東江的則價錢很賤,每年約值萬余元。二十年前出產較大。

木頭出口是龍川客子出本錢,本地木商作輔助。都上山去看完了,把山價(那山里許多木頭中,講定可以“倒”的那些木頭的價錢)交與山主,由客子自己雇工倒下來,本地商人則為之照顧,使木頭不被別人偷去。四五月是倒樹最多的季節,六月以后,倒的漸少,九月以后便不再倒了。木一倒下就剝皮。剝了皮之后至少有兩個月擺在地上,使它干起來。兩個月后如果市價好,出賣有利,就扎排子下河,往往有搭架搭到三四年的。本地商人對于樹販(外地客子)是處在一種工人的地位,他們稱樹販叫“老板”,而樹販稱他們叫“排頭”,利益的分配是老板九成,排頭一成。

第五是香菇。主要產地是三標和安遠交界之大湖崠、小湖崠、寨塘坑、上下壩,城區和安遠交界之上、下坪一帶山地,其次是雙橋區與平遠交界之葉子輋。香菇每斤二元,每年約出一萬元。安遠出香菇比尋烏多,銷往南雄,尋烏的銷往興寧。沒有客子來收,是尋烏人販了去賣。

第六是茶油。出在雙橋的大同、斗晏、荒塘肚、藍田、大田一帶。年約一萬五千斤,每百斤二十五元,共計三千七百五十元。從羅浮、岑峰兩條路對興寧、梅縣兩地輸出。

總計尋烏六種出產(單說出口部分)價值如下:

(七)尋烏的重要市場

  吉潭第一,鹽、米、油、豆是大宗。牛斗光第二,鹽、米略小于吉潭,油、豆與吉潭等。留車第三,布匹是最大宗,由興寧進口;油、豆次之。縣城第四,牛行要算第一門生意;第二是油、鹽、米行;第三算是布匹(從前贛州有布子來,民國十七年起沒有了,因為它是土紗織的,“一股大,一股細”,被興寧、梅縣的洋紗布搶了生意去。興寧、梅縣的布很好,“一掌平”)。雞生意雖大,但它只通過不歸“行”,故不算。澄江第五,油、豆、鹽在這里過駁,是大宗;米次之;鴉片亦是大宗,從興寧、于都來。石排下第六,油、鹽、米、豆的總口岸,但多屬通過,只鹽、米有些買賣。雞、豬、牛亦是通過。

此外,如岑峰(米)、公平(紙)、篁鄉、三標等處,都屬普通小圩場。

(八)尋烏城

(1)尋烏城是什么

對于商業的內幕始終是門外漢的人,要決定對待商業資產階級和爭取城市貧民群眾的策略,是非錯不可的。非常明顯,爭取貧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覺它的重要,高級指導機關感覺它的重要了,卻始終不能給同志們以行動上的具體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體工作方法指示出來。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東西才弄成這種現象嗎?我是下決心要了解城市問題的一個人,總是沒有讓我了解這個問題的機會,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給材料的人。這回到尋烏,因古柏同志的介紹,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兩位老先生。多謝兩位先生的指點,使我像小學生發蒙一樣開始懂得一點城市商業情況,真是不勝歡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們(尤其是做農村運動和紅軍工作的同志們)研究城市問題的興味,于研究農村問題之外還加以去研究城市問題,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們研究城市問題也是和研究農村問題一樣,要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然后于研究別個地方,于明了一般情況,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馬看花,如某同志所謂“到處只問一下子”,那便是一輩子也不能了解問題的深處。這種研究方法是顯然不對的。

尋烏的許多市場中,由于機會的便利,特為把尋烏城這個市場拿了來觀察一番。

說到尋烏城這個市場,真是不勝今昔之感。從前時候尋烏城的生意,比現在尋烏城的要大一倍。光緒二十七八年為最旺盛,那時候不但北半縣的澄江、吉潭要到尋烏城來辦貨,就是南半縣的篁鄉、留車甚至平遠縣的八尺也到尋烏城來辦貨。這是因為前清時候贛州的貨物經過尋烏銷往東江,東江也還要買贛州的貨,留車等地更不消說,因此中站地位的尋烏城的生意,當然便發達了。自從梅縣的洋貨生意和興寧的布匹生意發展了,便把贛州的土制貨色的生意奪了去,不但東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尋烏城辦貨了,南半縣的留車等地也不到尋烏城辦貨了。再則光緒二十七八年前還是所謂“功名頂戴”時代,還沒有行新政,縣城生意的大宗是贛州來的綢緞。那時以后時局變化,綢緞的需要減少,直到民國元年廢除“功名頂戴”,綢緞幾乎全廢,縣城生意就大大衰敗下來。尋烏城是這樣一個手工業商品和資本主義商品交戰表演了劇烈的榮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們注意呢?還有,尋烏城至今還是一個不定期的店鋪交易和定期的圩場交易并行著的地方,它約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堅城的內外,表現它那寂寞的情調,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臨時地熱鬧幾小時,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資料嗎?

下面是從各種貨物去剖解這個城的生活情況和組織內容。

(2)鹽

本城的一切貨物,大都是銷向城區的東西南北四廂和三水區的三標、水源兩堡這個區域里的,別的地方很少到本城買東西。惟獨鹽是例外。鹽的大部是銷往安遠、信豐,小部才銷在城區、三標。又因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里生意的第一大宗。城內有五家鹽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兩萬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萬元生意。

鹽分潮鹽、惠鹽。潮鹽好,但貴,每元(小洋)買十斤到十一斤。潮鹽色青黑,清潔能防腐。惠鹽色白,但質差味淡,因之價也較賤,每元能買十六七斤。要是貪便宜的人才吃惠鹽。尋烏的鹽,歷來是潮鹽多,惠鹽少。

開潮鹽行的,本地籍二家(匯通、新發昌),平遠籍一家(韓祥盛),萬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與本地合開一家(萬豐興)。匯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去年因做紙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現只存千元左右了。以上兩家都開了二十多年了。第三家要算韓祥盛,本約七百元,開了十幾年。第四家萬豐興,兩百塊錢進店,開了四年,現有本四五百元了。第五是新發昌,開了十多年,拉拉扯扯不上一百元本。

匯通店主鐘周瑞是個地主(開鹽行的只有他是地主)。店子開在東門城內,家住在南門城外。有二百二十石谷田,每年收獲兩季,每季出谷二百二十擔,一季完全交租,一季農民得著。他家里有個老婆,三個奶子(兒子),三個新婦(媳婦),一個等郎嫂(買來的,五歲了,因為她現在并沒有郎,還要等著她老板娘把郎生下來,故叫等郎嫂,別處叫做童養媳),連他自己,共九個人吃飯。沒有雇店員。他自己指揮他的奶子、新婦做事。這是城里第一個“資本家”。

韓祥盛,平遠八尺人,自己兩公婆,一個奶子,三個人吃飯。沒有請店工。每年能賺些錢。

新發昌,主人叫鄺明奎,車頭人,是個前清的文秀才。他開了十多年店,幾十塊錢做生意,兩公婆又一兒子吃飯。因他辦事公平,做了兩次商會長,前清一屆做兩年,去年到現在又是他,六十幾歲的白頭老人家。

(3)雜貨

大的上十家,連同小的共十六七家雜貨店。志成(興寧人)、綸泰興(吉安人)、義泰興(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義成、潘月利、王潤祥、潘登記、祥興、永源金(以上六家均興寧人)、均益(挑擔子出身,本地人)、駱晉豐(本地人,雜貨商人中只有他是個地主,收租三百擔)、范順昌(福建人)、黃裕豐(福建人)這十三家,就是大一點的雜貨店。其中黃裕豐以黃煙、紙張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布匹為主要生意。次于布匹就是洋貨生意。這個小小市場竟什么洋貨也有賣,略舉之有一百三十一種:

牙粉 牙刷 膠底鞋

皮鞋 套鞋 運動鞋

拖鞋 鉛筆 鋼筆(自來水筆)

粉筆 天然墨 毛筆

墨盤(硯池) 墨湖(墨盒) 筆套

筆架 漿糊 練習本

印色 原紙 油墨

教科書(沒有單獨的書店,附在雜貨店賣)

字畫 小手巾 肥皂

香堿 花露水 花露精

毛面巾 洋襪子 洋瓷面盆

洋瓷碗 洋瓷水角(把碗) 生發油

生發膏 手襪子(手套) 胭脂

圍巾 大小梳子 水粉

雪花膏 電筒 電土(電油[10])

洋火 香煙(有金字、中國、三炮臺、哈德門、扇美各種,以金字、中國兩種銷得較多)

麻姑煙 煙嘴 洋遮(洋傘)

草帽 禮帽 洋瓷茶杯

文明帽 洋氈 棉毯

球被(毛毯子) 絨線帽(小兒用) 夜帽

木棉枕 皮枕 中山扣

白骨扣 烏骨扣 海螺扣

陰陽扣 寬緊帶 吊帶

絲褲帶 洋褲帶 爽身粉

汗衫 扇子(烏紙扇、白紙扇)

鐘 表 叫人鐘

信紙 信封 日記冊

鏡子 眼鏡 洋刀子

兒童玩具(小洋槍、火車、不倒翁、人公子、小皮球、哨子,此外還有很多)

德國響刀 安全刀 揮剪

毛剪(以上四種均剃頭用) 皮夾子(皮箱子)

藤夾子(藤箱子) 洋靛(藍的) 染布用顏料(洋紅、烏粉、灰粉、品洋)

銅鎖 銅番鎖 鐵鎖

鐵番鎖 銅帳鉤 骨帳鉤

洋油 馬燈 不燈(即草燈)

寶蓋燈 洋瓷桌燈 蓮花寶蓋燈

三練洋燈 四方帶燈 六角帶燈

圓火帶 扁火帶(以上兩種均點燈用)

骨筷 漆筷 算盤

水煙筒 桿子煙筒 洋釘

銅煲(燒茶用) 輕鐵鍋子 輕鐵盤子

輕鐵調羹 明瓦 各種瓷器

骨牌 麻雀牌 棗子

泡圓 各種罐頭(牛肉、雜菜、鴨肉、冬筍、批把、沙梨、荔枝、龍眼、菠蘿、牛奶)

對聯 洋蠟燭 白洋蠟

葡萄干 洋線 鉛線

鐵線 墨水

以上一百三十一種,商人都叫作“洋貨”,在雜貨店里出賣。其中打橫畫的二十三種是銷數較多的,沒有打橫畫的各種銷數都少。一百三十一種中有一百十八種是從梅縣及興寧來的,梅縣來的占最大多數,只有洋襪子、圍巾等織造品大部分是從興寧來的。明瓦、對聯二種完全從贛州來。皮枕、信紙、信封、銅煲、洋油、扇子、水煙筒、毛筆八種,梅縣、贛州兩處都有來。皮枕、信紙、信封、瓷器、扇子、水煙筒,贛州貨不但占多數,而且比較好。信紙、信封,贛州的是本國紙制的,梅縣的是用洋紙制的。洋油、紙煙則廣東來多,贛州來少。紙煙是梅縣、興寧、贛州三處來。毛筆亦贛州來多,梅縣的只有很少一點。

為雜貨店里的次要生意的洋貨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說雜貨店里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紅、綠、柳條各種),竹布(藍、白、灰、烏、紅、光、青、印花各種),竹紗(白、灰、烏、藍、柳條、靛各種),綢緞(各種華絲葛、各種紡綢、薯莨綢、香云紗),呢絨(厚呢、粗呢、鏡面呢),夏布(白、藍、烏、機白、波心各種)。土布是中國人用洋紗制造,從興寧來。竹布、竹紗都叫洋布,從香港走梅縣來。綢緞中華絲葛、紡綢從杭州走贛州、梅縣兩路來,尋烏女人買來織頭帕,這種頭帕每個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約值十萬元,銷地是城區和三標。

雜貨店里除布匹、洋貨二個大宗外,還附帶出賣黃煙、糕餅和香紙蠟燭,也有搭賣零油零鹽的。

城內雜貨生意,前清時候每年總計十五萬元上下,現今十二萬元上下。十二萬元的分配是:布匹八萬余元(土布七萬元,洋布一萬元,呢絨二千元,夏布千余元),洋貨二萬元(每家多的千一二百元,少的二三百元),此外黃煙一萬元上下,糕餅四百元上下(只有兩家附帶賣糕餅),香紙爆竹五百元上下(附帶賣香紙的二家,賣爆竹的十三家)。

還待舉出幾家雜貨店,好更具體地了解他們的情況。

最大的雜貨店,店主陳志成,興寧人,在縣城、吉潭、澄江各開一間店。縣城這一間本錢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來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錢、伙食等項開銷,每年以賺得利息為止。陳本人又嫖又賭。

第二家要算綸泰興,三個份子合成,本錢二千元。除了開銷,每年賺得三四百元。

第三家算義泰興,三個份子,吊多錢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賺得一二百元。

第四家,羅義成,一人開,千多元本,每年能賺四五百元。很節儉,吃飯就是點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帶兩個徒弟,家眷在興寧沒有來。他是興寧人,早年來尋烏挑糖籮子,在縣城及四廂敲糖子賣,一個明錢[11]敲一塊小糖(現在敲一塊糖子起碼要一塊銅片[12]了),或者拿糖子換各種荒貨(頭發、爛銅、爛鐵、豬牛骨頭、爛棉被)。他就是這樣子起家的。他到尋烏有了三十多年,發了財,開雜貨店也有十大幾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幾年)。

郭怡和是本錢最小的雜貨店,百多塊錢本,賣些黃煙、紙煝、蛋、自來火、帶子、紅索子(紅繩子)、絲線、綜條(鑲鞋口用)、筆墨、毛巾、洋紗巾、骨扣等等東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參加我們這個調查會的)和他一個老婆,每年穿衣吃飯繳費百多元,生意賺項僅敷了它。他是萬安人,十二歲到尋烏,現在五十九歲了。他未來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尋烏做了六十年生意,連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歷來做的是雜貨布匹。光緒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時,有本三千元,從外邊繳(商家賒借貨物叫做“繳”)到五六千元,自己繳給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時雖只三千元本,卻做得二萬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尋烏城里第一家大商店。現在是往留車、八尺、牛斗光、車頭等處去買貨,那時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卻都要到尋烏城中他的店里來買貨。因為那時貨物來源主要是贛州(布匹、綢緞、紙張、筆墨、草帽、蘇席),吉安亦有來往(紫花布與絲線)。那時向贛州買三百塊錢貨,只付一百塊現錢,貨就可拿得動。現在不行了。這種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繳不動了。不獨贛州,梅縣、興寧也繳不動了。這是一種經濟的大變化。就是從前年(一九二八)起,“世界不好”。商家的貨繳與農民,農民受了重租重利剝削,本來就是窮的,加以前年蝗蟲吃了禾,同時又遭旱災,農民還不起本城商家的賬,因此本城商家也還不起梅縣、興寧商家的賬,梅縣、興寧商家都不放心繳給人家了。民國五年郭怡和遭了一個大搶(光復派率領農民千多入城,搶了許多別的店子。隨即官軍克復,又大搶郭怡和,搶去六千九百多元東西)。從這年起,就衰下來,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現時這個樣子。郭做過兩任商會長——民國十四年到十六年。

這里還要說到雜貨店的店員制度,看他們階級關系原來是那樣的模糊。

雜貨店的學徒三年出師后,照規矩要幫老板做一年。他在這一年的開頭,就把他在學徒時期穿的那些破舊衣服不要了,通通換過新的,因為他現在有了些錢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幫工一年將要過去的時候,能干的,老板繼續留他做;不能干的老板便辭歇他,老板對他說:“我的店里不需要這么多人做了,明年你要另找生意。”他斢到了一個新的店家,他的地位越發高了一些,衣服也穿得越發好了一些,薪俸(不叫工錢)也逐年加多起來。他的社會名稱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他在幫做的那一年中,老板給他的薪俸不是取講定數目的形式,也沒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板要給他做各色冬夏衣服。再則他如果回家去討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塊的盤費外(他家在遠鄉的),還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禮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討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遠鄉人,就以“盤費”的名義送給他一些錢,盤費數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邊人,那末徑直送他十幾塊到二十幾塊錢。幫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頭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做得好,店里長錢,他的薪俸便逐年增加。光緒年間生意好時,先生的薪俸最高有到一百二十元的,但現在因為生意零落,最高薪俸不過八十元了。忠實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給他做,自己回到家里去住也是有的;賺了錢分紅利給先生,賺得多分三成,賺得少兩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像郭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萬安去住家,把生意交給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靠不住的先生,是不能把生意交給他做的,因為他講嫖賭,“打斧頭”、“打雷公”(“打斧頭”、“打雷公”,都謂“吃油餅”[13])。

(4)油

油是本城第三門生意,從門嶺、安遠兩方面來,銷在城區及篁鄉,三標也有點把子(點把子即一點子)。只一家油行,劉福興,一百大洋領了一張“帖”,就算本錢。代客買賣,經過一擔油收行傭兩毛子。十一二月是頂大門生意,每個大圩(逢一為大圩)有一百擔,兩個月六百擔;小圩(逢四、七)三幾十擔,兩個月四百擔。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過三幾擔,通共不過三百擔。全年約一千三百擔,抽行傭約二百六十元。因為他領了帖,由他賣獨家,什么人都只能從他那里買油。帖從南昌省政府領來,要縣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領帖錢,才有帖子發下來。一百塊領帖費之外,還要五塊錢手續費。一張帖八年有效,過了八年成為廢紙,又要領過新帖。要領帖的不止油行,還有鹽行、豆行和牛行。

(5)豆

也只一個行,沒有店,城隍廟公地上買賣。何子貞是個公安局長,近來做警察隊長,尋烏的反動首領。他在民國十六年領了張帖子開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頂大門,兩個月有八百擔。全年約共一千擔,一擔(一擔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傭兩升,每擔豆價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約計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傭三百元。何子貞是本城人,住在東門外,小時很苦,平遠中學畢業,河南礦務學校讀了兩年,回來當小學教師,當了八九年,古柏、潘麗都是他的學生。民國十六年清黨前后,古、潘等領導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貞領導的“新尋派”發生沖突。民國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國十七年,三二五暴動把何子貞趕跑。四月,何子貞恢復勢力,大出頭,大罰革命派的款子,后來又做公安局長、警察隊長,漸漸發了些財,在近郊買了田地。他在民國十四年以前,即沒有與合作社派沖突以前,是代表商業資本勢力的,起始組織“留粵學友會”,開辦平民義學,時在民國十年。民國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縣城開大會,革命派勢力長起來,何便與封建豪紳妥協,并且取得了對封建派的領導地位,成為尋烏最惡劣的反動首領。這次紅軍到尋烏,他才率領警察隊(靖衛團[14])逃往項山。

(6)屠坊

只有三個案,擺在街邊,沒有屠店。三個案是劉奀二、陳老二、劉世渭。劉奀二從前有百把元本,現在了了(了了即沒有了)。陳老二、劉世渭也完全沒有本錢,因為買豬不必要現錢,豬殺了后收了錢再付豬價,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殺兩個豬,每豬一百斤,每年殺豬七萬二千斤。拿現時說,買豬進來每斤二毛半,賣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賺三分,全年可賺二千一百六十元,是個不惡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稅,從前三家每月出稅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為三家包繳屠宰稅,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殺豬賣,除非自己吃便罷。紅軍入城后,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銷路大增。稅又不要,賺了一個就是一個,屠戶人人歡喜。肉價,紅軍未來前每斤三毛二,現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陳貴和、高元利、元利棧、周裕昌、劉雙盛、凌文盛、彭同孚這七家是較大的酒店,范廣昌、鄺洪盛、駱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人)、劉雙盛(本地人)、陳貴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錢都不出百元。凌文盛(本地人)、元利棧(吉安人)、彭同孚每家不過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賣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為色黃,也叫黃酒。這是農民和城市貧民一般喜歡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壞人,又較便宜的原故。分為“雙酒”、“單酒”(只城里這樣稱呼,鄉下不說雙單而說“好”“淡”),雙酒酒娘多。賣酒以壺算不以斤算。雙酒十八個銅板一壺,是黃酒中最好的,普通人家請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們每餐喝一點,他就不吃飯也做得。單酒十個銅板一壺,口渴了,貧民買了當茶吃。雙酒生意比單酒大。范廣昌、鄺洪盛、駱得利三家均本城人,本錢都不過十把塊錢,賣的都是白酒。還有周裕昌賣的也有白酒。這種酒用黏米做,味較黃酒烈,出賣不講壺,零賣兩個銅板一杯,躉賣一毛六分一斤。白酒生意比黃酒少,黃酒約九成,白酒約一成。不論黃白,凡屬做酒生意,他的目的并不全在酒,拿了酒糟供豬(喂豬),是他更重要的目的。自己的豬吃不完,拿了發賣,兩個銅板一小碗。黃酒店最好的時節(三月至八月口渴時節)每店每天能賣五塊錢,平常時節(九月至二月)每天能賣兩塊錢。黃酒店每家每年可做一千零二十元生意,七家共計七千多塊錢生意。白酒店熱季半年,每天每家收一塊錢,涼季半年,每天只得五毛子,每家全年二百七十元,四家共只有一千元上下。

酒稅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約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8)水貨

水貨店里的東西多得很呀,“山珍海錯”就是它們的標語。水貨商人的榮枯得失,亦是頗饒興味的。下面先舉出各樣的品類,次觀察他們的得失。

咸魚第一大門。桂花魚、青鱗子、海烏頭、海鱸、剝皮魚、石頭魚、金瓜子、黃魚、金線魚、圓鯽子、大眼鰱、拿尾子(身大尾小)、鞋底魚(即“并背羅食使”,只有一側有眼睛,要兩魚并走才能覓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謂之“并背羅食使”,就是拿了這種魚做比喻的)、角魚子(頭上有兩個角),都是咸魚類,一概從潮汕來。

海帶 第二大門。有青帶、海帶兩種。青帶亦名贛帶,最好,贛州來。海帶少于青帶,貨較次,價錢較賤,梅縣來。年銷千多斤,兩毛子一斤。

糖 也是水貨店里出賣,第三大門。分為白糖、黃糖、冰糖、橘餅各種。白糖中有雪粉,看是好看,不甜,梅縣來;有粗白,很甜,惠州來;有糜白,中莊貨,惠州來。三種都是洋糖,一毛七八一斤。黃糖中有芋頭糖,一團一團的,梅縣來;有片糖,一片一片的,最好,惠州來;有散沙糖,摻有沙子,最差,惠州來。過去是黃糖便宜白糖貴,現在是黃糖貴白糖便宜。黃糖過去不過一毛六子一斤,現在漲到二毛四五了。過去白糖二毛六七子一斤,現在跌到一毛七八了。黃糖都是土糖,白糖都是洋糖。本城白糖每年銷千多斤,黃糖銷六七千斤(只冬季有來)。因為黃糖更甜,所以比白糖銷得多。冰糖從梅縣來,年僅銷幾十斤,兩毛多子一斤,屬洋糖。橘餅,梅縣來,年銷二三十斤,三毛子一斤。

以上各種糖中,以片糖銷數為最大門,因為做米果要用它,過年時候不論城、鄉、貧、富,家家都要做米果。

豆粉 第四大門。筠門嶺來的多,他縣來的也有。番薯做的,還是粉,沒有成條子,做肉丸等用。年銷幾千斤,一毛五六子一斤。

豬皮 第五大門。普通席面用碗豬皮做假魚肚。梅縣來。年銷千把斤,一毛子三兩,每斤五毛半。

閩筍 從梅縣、安遠兩條路來,“閩筍”是個名而已。第六大門。不但酒席用它,普通亦作粗菜吃,特別是割禾蒔田時候。尋烏自己本有些筍子,三四月間農民挑了賣到梅縣去,七八月后尋烏人要用,又零零碎碎從梅縣買了來。年銷五六百斤,二毛三四一斤。

魷魚 辦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門。梅縣來。年用三五百斤,每斤七八毛。

豆豉 年銷三千斤內外,一毛四子一斤。尋烏人也會做,做了熬醬油,沒出賣的。差不多家家要吃,放點油到里面蒸一碗吃得幾餐,人家省吃省用,往往這樣做。

面灰 即面粉,梅縣來,洋面粉多。做包子,做餃子,做面條,做糕餅,都要用它。尤其是糕餅用面最多:蛋餅、提糖餅、有餅(“有”,當地讀胖,意曰里面是空的)、五仁餅、豬油餅都是面做的。兩毛子一斤,年用百包上下。

洋蠟 一塊一塊的白東西。二毛五六一斤,每年銷四五百斤。

玉粉 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條子。梅縣方面來。普通人都吃它。一毛子半斤左右,年銷六七百斤。

以上十一門是比較用得多的,以下各門都用得少。

蓋市 魷魚里的一種,即是最好的魷魚,請上客才用它。梅縣來。用得不多,每年三兩百塊錢生意。普通的魷魚叫“洋魷魚”。

菜莆 就是蕪菁,和蘿卜相像,腌了的。走信豐來。每年銷得三兩百斤,端午過了才有賣,八月一過就沒有來了。兩毛子一斤,比西粉貴一點。

魚翅 四毛子一兩,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參 每年用三兩百斤,比魚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魚肚 用三兩百斤,價和海參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參必定要用魚肚,便不用假魚肚的豬皮了。

墨魚 只用四五十斤,每斤價七八毛,同魷魚差不多。

珧柱 銷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貢魚干 僅銷十斤八斤,每斤價二毛。過去可銷七八十斤。

大蝦 銷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蝦并不是很大的蝦,它的名字又叫“蝦米”,不比“潮蝦”有四兩一個的。

蝦殼 極小的蝦子壓扁起來好像蝦皮一樣,叫做蝦殼。銷得百多斤。過年過節家家要鑲豆腐——把豆腐挖一個口,把豬肉、魚子、香菇連同蝦殼,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醬塞了進去,叫做鑲豆腐。蝦殼價每斤一毛多。

蜇皮 三毛子一斤,銷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 大的叫做“蠔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銷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沒有賣。

天青 一種海魚,大的有扇子大一個。本城少賣。

以上蓋市到天青各種都是海菜,從潮汕來。

金針菜 即黃花,兩毛子一斤,年銷四五十斤。

云耳 銷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緒年間每斤不過五毛子,漲了一個對倍。梅縣來。

香菇 銷百把斤。冬菇較好,兩塊零錢一斤。春菇較壞,一塊二三毛一斤。本地出產。

冬菜 白菜制成罐頭,過去走天津來,近來梅縣也可以造了。銷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 豆腐皮卷成條子,兩毛多錢一斤,銷四五十斤。興寧來。

豆腐霉 即腐乳,梅縣來。豆腐漿、芋子、面粉三樣東西做成,與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

胡椒 白胡椒,銷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緒年間不過四毛錢一斤,貴了兩倍。烏胡椒,銷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緒年間不過兩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國來的。

欖豉 把生橄欖煮熟,去核發霉,即成欖豉,尋烏叫欖角,梅縣叫欖豉。每年只銷得十多斤,每斤價二毛多。

醬油 本地做的也有,門嶺來的也有。小黃豆子蒸熟,曬得半干,攤開使它上霉,再拿了去煮。煮出來的水加進香料和鹽,就成醬油;煮后的豆子就成豆鼓,但這種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沒有濾去醬油的豆子。豆豉和醬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較大。豆豉每月銷得二三百斤,年銷三千多斤,每斤價一毛四。醬油每年銷三幾百斤,每斤價一毛半。

柿花 年銷百把塊錢,小的三個銅板一個,大的一毛子兩個。

紅棗黑棗 兩樣年銷百零斤,黑棗四毛子一斤,紅棗兩毛子一斤。

龍眼 一年只銷十把二十斤。有殼的三毛多子一斤。無殼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藥店里才有。

荔枝 很少有賣。價和龍眼略同。

楊桃干 銷得幾十斤,四毛子一斤。

從柿花到楊桃干各種均從梅縣來。

瓜仁 就是瓜子,信豐、門嶺都有來,三毛零子一斤,銷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種都是水貨店的生意。此外,水貨店還附帶賣洋油和茶油。

水貨店中的盛衰興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順昌老店、順昌興記、盧權利、湯堯階、榮春祥、駱接賜、張均益七家,是水貨生意中大一點的。此外,還有賣水貨的小攤子若干家。其中,順昌老店和張均益是雜貨店兼做水貨。

順昌興記是順昌老店的分支,水貨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塊本錢,每年向梅縣繳得動兩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飯,生意賺項僅敷繳用。

盧權利,算第二家水貨店,梅縣人,資本千多兩千元。除水貨外,還做桐油、茶葉、香菇、茶油各樣,運往興、梅做“行崗生意”,他做的水貨生意不如興記,這一宗卻是興記所沒有的。他也能在梅縣繳得些些動,因為他是梅縣人,生意頗紅,繳千把八百都是沒有問題的。他自己兩公婆,請了兩個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繳用外,每年至少賺兩三百元,財氣好的年頭,千把八百也要賺。

湯堯階,蕉嶺人,資本二千元,沒有請先生,繳用以外,無錢賺。早幾年開油鹽行很賺錢,前年起蝕本,改做水貨。

榮春祥,本地人,資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幾十擔谷田,七八人吃飯。不請先生。用度呢,生意賺了錢來開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儲蓄起來,算水貨店第一家好的。蘇維埃成立,把他的田沒收了一部分,不待說心里是嘔氣的。他小時很窮,幫土豪管賬賺了些錢,買點田起家。

順昌老店主人范興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個人,請了個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貨生意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淵甫是個大地主,三個兒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擔谷。后來敗下來,土地分散,范興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擔谷子的田了。現在蘇維埃分田,他家還能分一點進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卻能收百多擔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沒有做生意。順昌興記是他共祖公的兄弟開的,有四五十擔谷田,二十多個人吃,蘇維埃分田有點分進去。前清末年到民國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興記、達記、茂記、鈞記、鴻昌、祿豐等七家店子,做的綢緞、布匹、雜貨、水貨各色生意,招牌響得很,贛州繳得動四五千元,和那時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國十一年起漸次衰敗,到民國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興記兩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場變動了——洋貨市場代替了土貨市場,即梅縣生意代替了贛州生意,尋烏南半縣不需要贛州土貨的供給了。這個原因,是和郭怡和失敗同樣的。其次是因為子弟很多,生長在那些封建經濟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業資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賭,大吃大著,“練腔調”(鬧闊氣),把個家門了了。那時候(民國十年以前),尋烏的城東小學(一些地主湊股子辦的,五塊錢一股)是個有名的“畢業公司”。全縣地主子弟練腔調無出息的,拿了錢去這個公司里坐三年,得張文憑,就大擺其架子,用他們的名片上“城東小學畢業生”幾個字,回到家里騙祖宗。什么叫做騙祖宗呢?第一是剛畢業的時候,祠堂里頭照例賞給畢業生一些錢,叫做“搶花紅”;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舉人有功名的平分學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畢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爺們竟有六七十個進了這個畢業公司。他們畢業后,在他們的大小公堂中,除開搶花紅得谷子外,單分胙肉一門,每年得一百斤。

駱接賜,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個人吃飯,沒有請先生,蒸燒酒,賣水貨,除開銷外,能賺一頭二百塊錢(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從前好嫖,討了個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塊錢討來的),老實勤快,酒糟又可供豬,所以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擔谷田。

張均益,做水貨又做雜貨,一頭二百元本,其余是借來的。沒有請先生,指揮他的兒子做生意,每年頗有些賺頭。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個挑夫,幫尋烏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縣,從梅縣挑了布子及咸魚回到尋烏。他自己挑東西,同時又當夫頭。這種夫頭的職務是能夠賺錢的。尋烏商人拿了錢給他去辦貨,尋烏城的老板和梅縣的老板兩頭都給酒錢與他,因此他就慢慢地發起財來。

擺攤子的水貨生意,每家不過幾十元本,多的不過一百元,他們的貨是從本城大水貨店和過往小販那里買來。這種擺攤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發起財來。本城由擺攤子起家開店的有許多家,潘登記、何祥盛、羅義盛、劉恒泰、范老四都是。他們有家,但沒有開張門面的店,一、四、七挑著擔子趕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著擔子趕吉潭的圩,這樣子掙得幾個錢來。

(9)藥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楊慶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黃裕興、福春堂等七個藥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來是篁鄉人,姓劉。小時因家窮,父母把他賣給潮州池姓藥商。后來他到尋烏開藥材店,本錢千元內外,就當起老板來。廣東商人有句俗話:“不怕扯,只怕絕。”那些沒有兒子的人,一定要買個兒子傳代,就是為了“怕絕”呢。也有為了勞動力需要的理由而買兒子的。普通買了來,聰明能干的把他做兒;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買來的,他因生子不育,又買來一個兒子,隨后他自己也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娃子,連他的老婆共七個人吃飯。又帶三個徒弟。有些錢賺。藥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稱了進來,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藥嫩料兩類,粗藥(水藥)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補品,只土豪才買得起。嫩料有價錢講,粗藥聽藥商話價。七家藥店中,只百和堂、楊慶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楊慶仁,樟樹人,過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兒子賭掉幾百塊,現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樹人,百元左右本錢,和尋烏劣紳何子貞及天主堂陳神父(梅縣人)勾結。陳神父借給他四百元,此外還向土娼來鳳子借了兩百元,除藥店外再開了一間洋貨店。來鳳子的錢是從哪里來的呢?她跟了賴世璜[16]部下一個連長,去年回到尋烏,帶來了三百塊造孽錢。王普泰想方法巴結來鳳子借了這筆錢。錢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許多禮物給來鳳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樹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黃裕興、福春堂都是樟樹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藥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慶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黃裕興、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參加反動組織的,反動派會議他必到場,雖然他表面上沒有做什么官。雜貨店的陳志成,水貨店的寶華祥,火店的同來安,都是以商人干與政治。蘇維埃勢力進城,四家都被沒收。

(10)黃煙

城里有兩家制造黃煙的店子。一家叫黃裕豐,上杭人,在尋烏開店開了兩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賣紙張雜貨,賺了萬多塊錢,拿回上杭買了田,現在本城店里還有本錢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號,也是自己制黃煙,安遠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開張。

黃裕豐請了兩個工人,一個刨煙,一個打包。涌泉號請了一個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飯,這一點與雜貨藥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無肉吃、無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則平日有吃,因此沒有特別的打牙祭。吃飯也有些不同,先生經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則人少時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幾個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喚工人,喚做“師父”。

雜貨店、水貨店的黃煙,多是從這種制黃煙的店子里買去的。

(11)裁縫

共有用機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劉芹英、黃嫂子、廖接芳、劉森河、劉師父、謝神保、范癩子、謝其龍、何祥古、謝師父、黃老五、黃上先都是用機器的,每家一架“車子”(即縫紉機)。每家的老板都同時是工人。每人帶個徒弟,縫下子邊,打下子扣絆。這種裁縫店的資本,就是買一架機器的本錢。機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別人用舊了的)。民國九年以前,尋烏沒有縫紉機,一概手工做。民國九年有個興寧人何師父,第一次弄來一架機器開店。他原先是在留車開店,民國九年搬到縣城來。因他“剪刀很利”(尋烏人說裁縫偷布,不說他偷布,而說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帶著車子回興寧去了。前年(一九二八)還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內有幾架是買了別人的舊車子。其中黃老五手藝頂好,生意頂大,勾結官廳及豪紳,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賺錢買了田地。三二五暴動,他即表現反動,這次革命勢力進城,他就跟反動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樣,民國九年何師父創用機器,興“上海裝”(破胸、圓角、打邊)。民國十二年,上海裝不要了,行一種破胸、方角、大邊裝。去年起行“廣州裝”(七扣四袋而身很長),一小部分人喜歡穿這一種,但多數人還是大邊裝。從來的衣,一律是舊式的“大襟裝”,從興新學起,開始有破胸新裝,到了民國七八年,新裝漸漸多起來。但直到去年,拿全縣人口說,還是舊裝的多,新裝的少。近兩年來,尤其是土地革命勝利后,新裝日漸加多,特別以青年為普遍。青年學生,不待說老早是新裝,青年農民、青年工人,大多數也是新裝了,除非是很窮無錢做衣服的才仍然是舊裝。在青年群眾中,特別是鞋子起了個顯著的變化。去年夏季,南半縣抗租得了勝利,冬季又分了田,農村中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膠底鞋和運動鞋來(這種鞋的底是從廣州運到興寧,興寧做成鞋子,每雙十毛左右)。赤衛隊和蘇維埃辦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們還要佩個電筒,系條圍巾,有些還要穿薄毛羽的夾褂子褲。

城里手工縫衣店至今還剩三家。

手工與車子的比較是:手工做一件的時間,車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價的比較:每套短衣褲手工做七毛,機器做六毛。貨色的比較:車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機器哪得不驅逐手工?

全縣重要圩場吉潭、澄江、石排下、車頭、牛斗光、留車、篁鄉(采用機器比任何一處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處,都有縫紉機,因此全縣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廢除手工、采用機器做衣了,特別尋烏的南半縣機器化的速度更發快。

(12)傘

彭萬合、李祥仁兩家造紙傘。彭萬合是武平人,在尋烏城開傘店,開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來尋烏時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傘逐漸賺了錢,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動前,連田產共有千多兩千塊錢資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的父親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尋烏南門外田背地方買了六十擔谷田,起了一棟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內做傘生意。田背的田租給農民耕種,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個兄弟,死了四個,還有三個兄弟,六個兒子、侄子,一個母親,三個婦人,五個媳婦,共十八個人吃飯。兒子在初等學堂讀書。他們三兄弟中,他是做傘的,三十歲了。請了兩個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歲,曾在革命派辦的中山中學讀過二十幾天書,就碰著三二五暴動,反動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沒收他田背的家產,燒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東學校畢業,不過老三讀的是在“畢業公司”時代的城東學校,老七時城東學校卻已經是改造過的,即革命的中山學校派辦理的時候了。因此老七于城東學校畢業后,也就進了中山學校,加入“暴徒”隊伍里。老三自城東畢業后,就在武平當小學教員,現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現在只有四五十元資本了。他父親彭盛祥時代(光緒年間)紙傘還很盛行,那時候社會用的傘有了三成洋傘,還有七成是用紙傘。民國到今,恰好斢了一個方向:洋傘占去七成,紙傘只有三成。不論城鄉,不論工農商學,凡屬“后生家”和“嫩婦女子”,差不多一概打著洋傘了。洋傘是從梅縣和興寧來,因此彭盛祥時代南半縣的留車、牛斗光要到縣城彭店來買紙傘,現在卻通通往梅縣、興寧買洋傘去了。從前彭萬合每年要造出三千把紙傘發賣,現在每年不過只造得千二三百把了。從前(光緒年間)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兩個人了。傘價從前每把二毛五,于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個南康老表,四十多歲,傘工出身,民國初年當了老板。四五十元本,每年出傘二千左右,請了兩個工,一個削骨子,一個褙紙,他自己上油。

洋傘有羽綢傘、洋布傘兩種。羽綢傘通是日本貨,中國不能做。洋布傘的洋布和鐵骨也是外國來的,中國人把它繃起來,加上一個傘把子。羽綢傘每把價一塊大幾(謂一塊五毛以上),洋布傘每把一塊二三。紙傘、洋布傘、羽綢傘的銷行比例是:紙傘、洋布傘各百分之三十,羽綢傘百分之四十。

傘業現在沒有人學徒弟了。拿尋烏城來說,不但現在,近十年來就沒有人喜歡學做傘了。它的原因不外:一、傘業的前途是沒有希望的;二、傘店的學徒比雜貨店的學徒要辛苦,學做傘十三四歲才去學得,要煮一店人的飯,又要買菜,又要掃地,又要撿拾作坊里一切拉拉雜雜的東西。

(13)木器

從前只有一家,胡東林,贛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開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種木器出售,如臺、凳、椅、桌、床鋪、腳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盤、招牌、匾額(酬神、祝壽、頌德等用)、對聯、書箱、衣箱、壁櫥,學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禮用的扛盒和撐格,等等。

木器店算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銷在城區,而且銷往各區各縣。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給工農貧民,而是供給地主階級、中等商人和富農的,因為他的那些東西工農貧民要不了,除非為了嫁女才向他買些小衣箱、小柜子之類。他家很苦,在贛州。二十年前他從贛州來尋烏幫人家做木工,積了點子錢開個小木店,慢慢發展,盛時請過四五個工,賺了千把塊錢,付了一半去贛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沒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個工人,他自己做,兒子幫一點,僅僅敷口。衰敗下來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縣沒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響。地主階級和其他有錢人也不做壽了,也不做熱鬧喜事了,酬神和歌頌功德也停止了,學校也大半關門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敗下來呢?

他的木器的樣式,凡供給封建地主的一概是舊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進步樣范的,那就是學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師有來往。南門外福音堂和教會醫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親戚薛某,去年邀了十個人打了一個“月月標”的會,每人五塊錢,共五十元起本,開個小小木貨店在城隍廟側邊,不請工,兩父子做,一年蝕了本,奄奄無生氣了。

工農貧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場上供給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腳盆呀,飯甑呀,飯盆呀,飯勺呀,水勺呀,鍋蓋呀,傾盆呀(覆菜碗、覆鍋頭的盆子),砧頭呀,菜板呀(切菜用,圓的叫砧頭,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籃呀(盛了割下來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礱盤呀(推子),樓梯呀,等等東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圓木的”匠人們挑了來賣。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東西,是依了時節和需要而向圩場上供給的。礱盤一種要定做。風車要上杭師父才能造。全縣有十來個上杭師父,每年由上杭來一二次。水車一門,本縣農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縣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著水車這種東西。

南門外還有兩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貧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資本家乃至稍微有幾個錢的佃農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請木匠做棺材。只有極窮人家,或是“抖緊”時候(急用時候),才會買這種火料子。失了東西或被人損壞了東西的人,常常是這樣破口大罵:“愛割愛絕的!愛絕人毛的!火板子夾的!火料子裝的!”(“愛割”的“割”,消滅的意思。)這就是形容火料子這種棺材是不名譽的人才用它的。有錢人家自己請木匠做棺材,這種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風車的師父們,他們兼著造棺材。 (14)火店

有劉萬利、合昌隆、劉鴻興、溫得利、潘發利、潘金利、湯日恒、同來安、曾記濤、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劉奀二(兼賣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擔子的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賣牛的,背包袱子的(背著包袱子向著別地找生活去),四鄉到城里來打官司的,往贛州讀書的,變把戲的,賣膏藥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緣的,行醫的,看風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蓮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擔子客人中,大多數是雞鴨客子,少數是挑煙皮客子(煙皮即煙葉)。

開火店不要多的資本,只須幾條舊被窩,幾床粗席子,買點米買點柴火,就可開張。店屋租錢要在幾個月后才交付。

開火店賺錢,靠賺那些撐傘子的和穿長衫子的。他們來了,把點好東西給他們吃,把點好床鋪給他們睡,要走了給他們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擔子的及其他窮人來了,火錢(即歇錢)飯錢都要輕些。吃飯照碗數算,比長衫客子照餐數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會吃的一碗又一個零碗就夠,不會吃的半碗也夠)。吃酒的一壺水酒等于一碗飯價。火錢每夜三個銅殼子(即銅板),因為要點一盞燈火,還要燒水洗身,故要火錢。冷天蓋被窩,另拿被窩錢,每人兩個銅殼子。火店賣酒飯的利潤,每十毛本賺四毛。真的講起來,開火店的賺錢,還是靠畜豬子,因為火店的糠、飯湯和零飯,是經常有的。

火店的對頭是警察和衙門口的差人,因為警察、差人要盤查,常常借了盤查為難客子,弄客子的東西,如像借了查煙土,一轉眼把客子的銀錢偷去了。若當戒嚴時候,還要因對答不妥當受那無妄的飛災。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還沒黑,就在黃垇、河嶺、長舉、新寨等離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來,火店的生意大受影響。

火店中,同來安店是反動的。店主陳登祺,出身卻是貧農,家在留車,窮得沒飯吃,因為他會兩手打,便在留車一帶鄉下教打。民國七八年他到縣城當法警,民國十四年就開了同來安店,兼做油行。他因與官廳勾結,又跟留車劣紳陳吐鳳要好,三二五暴動時保護縣長謝寅出險,為謝所賞識,政權恢復,被提拔為靖衛隊長。他率領隊兵到雙橋一帶擄人勒款,焚燒革命群眾房屋。謝縣長走了,他回到火店里。這回蘇維埃沒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滿三千人的尋烏城,卻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尋烏城里吃飯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價廉,二是方便。尋烏的農村中也是很喜歡吃豆腐的,不如尋烏城這樣厲害,卻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兩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兩升半的價錢是五毛,豆腐一桌的價錢是六毛半,賺一毛半。所謂“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塊,零賣每毛子七塊,三個銅殼一塊。若是小豆腐干,則每桌九十二塊,每毛十四塊,三個銅殼兩塊。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種。水豆腐銷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開豆腐店賺錢,主要還是拿豆腐渣畜豬子。因為每天普通只能銷一桌豆腐,特別情況才能銷兩桌,每天只能賺毛半子到三毛子。畜豬子每年可畜兩道“豬媽帶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豬,每店每年可畜四個,約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豬供米要多,還不如畜豬子劃得來。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邊磨豆腐,一邊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學難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稱師父。”

(16)理發

全城理發店八家。民國元年以前器具都是舊式的,裝式則一律是辮子。民國元年起,開始用洋剪(揮剪和毛剪),樣式一概和尚頭,沒有別的。民國二年開始興“東洋裝”,器具還沒有大鏡子,也沒有化學梳和輕鐵梳子。民國六七年,興“平頭裝”、“陸軍裝”,還是沒有大鏡子等。民國十年加上贛州來的“博士裝”,尋烏學生到贛州讀書傳來這種新樣。民國十二年開始有了寬八九寸、長尺二三的大鏡子,又將一尺長四個腳的“單凳子”換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開始輸入了輕鐵梳。這些新式器具都是從梅縣來的。民國十五六年大革命時,開始輸入化學梳。東洋裝的名目消滅了,博士裝也差不多沒有了,但原來在學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頭裝和陸軍裝,卻在青年工農貧民群眾中普遍地盛行起來。“文裝”、“花旗裝”、“圓頭裝”(梅縣人譏笑這種裝叫“暹羅柚”)這三種,卻是新添的花樣,盛行于小資產學生群眾(這個群眾是接受資本主義文化反對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裝亦名“西裝”,花旗裝就是美國裝,它的來源是從南洋傳到梅縣,由梅縣傳到尋烏的。現在縣城及別的大市鎮中,剃光頭的可以說完全沒有了。鄉村農民中,還有一大部分是剃光頭。在整個人口中,那種剃平頭、陸軍頭等等新樣子的,還只是一個小部分,這一個小部分又全數屬于青年群眾。

理發價,剃光頭、揮光頭都一毛,揮各種新裝一毛半,修面只半毛。

開理發店要四五十元本,師父普通請兩個,少的一個,至多三個。工價以半年計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發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塊錢生意,普通是一個老板兩個工人,平均每天能進三元,每年能進千元內外。開銷工錢百多元,其余都歸老板,再開銷伙食(以四個人計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內),可賺四百元內外(老板自己的工錢在內)。這一筆錢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賭。

剃頭和裁縫,不論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賺項儲蓄起來發財的,原因是這兩種人多半聰明伶俐、好嫖好賭、好吃好著。為什么這兩種人是這樣的呢?大概由于他們社會地位的卑下。前清時候,社會上看剃頭工是屬于“下九流”的。別的地方,縫工的社會地位也很卑下。縫工雖有老婆,但他們仍是好嫖。剃頭工則十個有八個沒老婆。這種沒老婆的人并不覺得苦楚,他們倒在嫖的上面表現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對“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腳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煙銃),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戲),六唱戲,七差人,八剃頭,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舉子二流醫,三流問卜四堪輿[17],五流丹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鐵

三家打鐵店,葉師父、楊師父、李師父。楊師父安遠人,葉、李均于都人,每家資本五十元內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頭,鋤頭,鐵鉔(即耙頭),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鰱鯉刨,梭鏢(尋烏土話“尥子”,梅縣叫“挑筆子”,東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鍋鏟(炒菜用),鏟子(刨鍋頭用),火鉗,火鏟,鉤環(挑水用),鐵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種鐵器(各種刨鐵、各種鑿子、斜鏟、鐵錘、凳頭鉗、角羅鉆、割刀),鐵尺(做衫壓布用),綿刀子(裁縫用),馬刀,關刀,雙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鐵釘,門鎝(上門用),鐵箍。除馬刀、關刀、雙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銷向城廂附近。打鐵器和打鐵方法,一概舊式。

鐵是城區南廂的黃沙水,雙橋區的鐵鉔水、石塅坑,南八區的車頭、橫徑、大陂角六處地方所產,每處都有爐,鑄鐵,又鑄鍋頭、犁頭、犁壁(犁)。鑄出的鐵不但銷在本縣,大部分還是銷往惠州、石龍,也有銷往門嶺的。鍋頭除銷本地外,約有半數銷往會昌及贛州,還有一小部銷往潮汕。犁頭、犁壁銷在本縣。每個爐子要挑響炭的(響炭即木炭,鑄鐵、鑄鍋都用它,挑的約二十人),燒炭的(用木燒響炭,每窯三人,五窯炭供一鐵爐,共十五人),運砂的(鐵砂從山崩下,農民挑運賣與打爐子的,這種工人不便統計),以及爐廠內的工人(高爐鑄生鐵十人,炒爐鑄熟鐵十二人,鑄鍋頭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柜和行走三人),共計一爐鑄鐵需二百人上下。每個爐子單鑄鐵要資本千元,單鑄鍋頭也是千元,鑄鐵兼鑄鍋頭則需二千元,大宗開支是砂子和響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錢。爐廠有獨家開的,也有合股開的。工人的工錢,師父(工頭)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板的。坐柜每年七十元。師父和工人以日計,做一天算一天,坐柜以年計。還有神福、紅包和來往盤纏,都是老板對工人的繳費。師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蝕本。師父會做的每年可得工資五百元。每間爐廠每年能生產四千元,六個廠二萬四千元。民國以前沒有洋鐵來或來得少,工價又便宜,尋烏的鑄鐵生意比現在大,會做的爐廠每年能生產二萬元以上。前清時雖只有兩間爐廠,卻共能生產四萬余元。現在爐數加了,每間爐廠的產量卻減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錢貴(工錢貴是因外來工業品貴)和洋鐵侵入。

鐵價現在比三十年前(光緒二十五六年)貴兩倍,那時生鐵每擔(四十斤左右)最貴不過十一毛,現在卻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錢買一斤生鐵。三斤生鐵打成一斤熟鐵,價五毛。

本城三個打鐵店,兩個于都人,一個安遠人。鄉下打行爐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鐵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爐子出門,高爐每座四個人打,矮爐三個人打,共有鐵工一萬三千左右。他們打鐵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廣東,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間爆竹店,鐘老板,會昌人,幾十塊錢本,開了六七年。自己及請的一個師父共兩個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習慣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尋烏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兩塊錢。今年初一反動政府宣布戒嚴,不準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準放,爆竹生意因此大減。南半縣農民暴動區域徹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鐘老板的爆竹生意減少了,從前梅縣和門嶺兩方輸入尋烏的爆竹,近來也停止了。

(19)打首飾

尋烏的婦女們也和別的封建經濟沒有徹底破壞的地方一樣,不論工農商賈,不論貧富,一律戴起頭上和手上的裝飾品,除大地主婦女有金首飾外,一概是銀子的。每個女人都有插頭發銀簪子和銀耳環子,這兩樣無論怎么窮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釧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飯吃的女人就有。銀也是個名,實際是洋鐵皮上面涂一點銀,有些是銅上面涂一點銀。打這種首飾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幾十元做本。他們的首飾,一部分是人家來定做的,一部分是用個小匣子裝著背往四鄉去賣的。七家首飾店中,有四家是一個老板、一個工人、一個徒弟三個人做事,一家是四個人做,一家是兩個人做,另一家只一個人做。學徒制度與理發業差不多,不過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爛一些。

(20)打洋鐵

一家,劉俊記,興寧人。前年來本城開店,以前無所謂洋鐵。三幾十塊錢本,一個老婆、一個徒弟和他自己三個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鐵燈呀(不燈),盛洋油的壺子呀,盛茶油的壺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燒茶吃的壺呀,洋油透子呀(濾子),酒透子呀,盛茶葉的瓶子呀,各種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這樣一個洋鐵店乃社會需要的。生意也很賺錢,三個毛子一只洋油瓶,從本城、吉潭、三標、澄江、牛斗光等處雜貨店里收了來,做成洋鐵器以六個毛子賣出去。此次紅軍進城,劉俊記不知何故跟著反動派跑了。

(21)修鐘表

也是一家,葉公昌,梅縣人,除工具外,十把塊本錢,專門修理鐘表。全縣除本城一家外,牛斗光還有一家。兩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開的。尋烏全縣有十二萬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鐘表,共有鐘或表二千四百個,所以需要一兩家修理鐘表的店子。

(22)圩場生意

尋烏城還是個店鋪生意和圩場生意并行著的城子。以尋烏情形說,圩場生意代表半自然經濟,店鋪生意代表商品經濟。店鋪生意與圩場生意的比例是:店鋪占百分之七十,圩場占百分之三十,可見商品經濟勢力超過自然經濟很遠了。

圩場生意的要項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鋪不做這門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許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農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運到廣東去。梅縣人或大柘人挑來一擔鹽,兌一擔米回去,叫做“鹽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尋烏城一切生意大。尋烏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鹽(年十萬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貨(十萬元),第四豆(二萬余元)。米價,光緒二十六年每擔(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國元年五元,民國十六年旱災有過十六元,本年紅軍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蕗基,從四鄉挑來“赴圩”。木炭(響炭)價,光緒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國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漲到二十二毛,現每百斤十六毛。片柴價,光緒二十六年每擔(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國元年二毛二三,民國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國十六年到現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豬肉。前頭店鋪生意中已講了的三個案子,其實應該講在圩場生意里面,因為是圩場上的生意。

第四豬子。細豬子(兩個月的)和豬條子(三四個月的)都沒有行,都在圩場上買賣,每圩約三十個,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個上下。現細豬子每斤三毛,豬條子二毛,大肉豬二毛五。為什么豬條最便宜呢?因為豬條子是四五十斤一個,不是很沒有錢用的人不肯拿了出賣的,但迫得拿了出賣時,人家就卡他的價錢了,他也只得忍痛丟手。

第五雞鴨。本地四鄉來圩上零賣的,為數不多,平常每圩雞鴨兩門十把二十只,也有時一只都沒人要的,這證明了尋烏城之苦。過年過節每圩可銷百多只。價錢,雞每斤四毛半,鴨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場出賣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鋪生意中木器項下附帶講過了。現在講竹器,谷籮、谷笪(笪讀達,即曬簟)、畚箕(挑灰糞下田的)、雞鴨籠、豬籠、籃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東西的)、磨欄(即欄盤)、糠篩、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撈(撈箕)、筷子、掃把、洗鍋把、掇耳子(即鳶箕,比畚箕小)、角籮(小孩子裝米果吃的小籮子)、簍(即魚籃,摘茶子[20]也可用)、河子(即“得魚忘簽”[21]之簽,別處曰篆)、茶籃、簽麻(斗篷)、菜籃、曬籃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場上賣。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莧菜、蕌頭、脈子、芥藍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絲瓜)、節瓜、甜瓜、黃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廣東人叫吊菜)、鳳菜(又叫空心菜,別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蘿卜、韭菜、蔥子、茼蒿菜、白菜、菜頭(芥菜頭)、當機(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八月豆)、老虎豆、樹豆子、青豆芽、黃豆芽、馬齒、黃芽白,以上各種小菜都由附近鄉村供給本城居民。

第八魚。有鯇、鰱、鳙、蝦子、鯉、鯽、黃鱔、泥鰍、蝦蟆、蝦公、元魚(腳魚)、河魚子、“搶”等等。普通市上賣的只有鯇、鰱、鯉、鯽、黃鱔、泥鰍、蝦蟆數種,其余各種不經見。鯇每斤二毛半,黃鱔每毛十兩,泥鰍每毛一斤,蝦蟆每毛七兩。“搶”是少有的大魚,尋烏城去年曾賣過一個四十斤的,別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帶循河上來,個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糍粑、那子(粉皮)、板子(軟板子、鐵練板、鐵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魚子板、苧葉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種)。圩期到了,他們就來了,特別是“會景”的時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時候)來的更多。一兩塊錢本錢。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薺次之。此外,批杷、柚子、楊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貨”、“嫩貨”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嬌呀,月娥呀,鐘四妹呀,謝三妹呀,黃昭坤呀,戊秀呀,潤鳳呀,大觀蘭呀,小觀蘭呀,昭娥呀,來昭呀,玉淑呀,五鳳呀,亦娥呀,都是這個苦群眾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觀蘭、亦娥兩個外,都是人們所謂“嫩貨”,潤鳳、戊秀、月娥、五鳳、昭坤五個更加著名。

科舉未廢、文武兩考盛行的時候,也有現時這樣多的娼妓。科舉既廢,逐漸減少,光緒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幾名了。往后又漸加多,到現在又恢復科舉時代的盛況。南半縣革命向北發展,同時紅軍開抵澄江,娼妓們許多跑下鄉去了。她們中間傳說,“紅軍見草不留,掃把都要過斬”,所以她們嚇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標人多。尋烏人有句俗話,“三標的貨,項山的糯”,就是說的三標女子美麗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業興盛的時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紳次之,豪紳子弟(所謂少爺)很少插足。十年以來換了一個地位:豪紳嫖娼的最多,少爺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為什么嫖的少了?因為他們的生意不行時了。豪紳為什么嫖的多?他們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為歇店,長年長月住在妓家,過年過節才回家一轉。他們的嫖錢哪里來的?打官司,鄉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給鄉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這樣子得到供給娼妓的費用。少爺們為什么從前沒有到城里嫖的,近來有很多嫖的了?“畢業公司”等類的學校興起來了,少爺們脫離那溫暖的家庭走到城里來讀書,覺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爺們的足跡就多起來了。

(24)同善社

約當光緒二十七八年時,贛州一個綢緞店恒孚號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尋烏來開辦同善社,他就是所謂天恩先生。那時的善長古鶴甫是個秀才,住在城里,家務也不很好。后來善長改了潘明典,是個拔貢,有千元上下家資,現做九江地方法院書記。郭友梅是光緒二十七八年進的同善社,那時候有社員百把八九十個,以后還進了好多,最盛時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發源在四川,由那個四川的同善社發出公事到各省開辦同善社,各省的政府準許后再向各縣開同善社。贛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來到尋烏,首先拜會縣知事,知事贊成了,出了保護告示,同善社就可以大大地開起來。入社是要經過神明的批準的,一個筒子放些紙坨子,有的寫個“準”字,有的就是白紙。同善社的神明叫做達摩祖師,介紹人引導要進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頭祈禱之后,伸只手到筒子里拈那紙坨,拈個“準”,便進同善社,拈個白,不能進去。有個屠夫三次都是拈個白的,有個土豪四次都拈個白的,“莫說無神也有神哪”。林虎到過尋烏城,好大一個頭,二十八九歲,威武得很。許崇智也曾到過這里。林虎部下營連長有七八個進了同善社,在這里扎了一個多月。進同善社要入社費一元,以后隨時捐錢,也不勉強。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來要捐錢,公事上說:“捐了錢,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飯哪。”郭友梅捐過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尋烏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個是女子。他們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農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謂農民沒有貧農,都是“有碗飯吃的”,“不求人的”。民國七八年省政府來公事要停辦同善社,停了一兩年。隨后唐生智有公事來,說“善菩薩,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辦起來。民國十二三年政府又來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靜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兩天內不能和女人睡覺,睡了就不靈驗。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層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講,郭友梅還只兩層工夫,未曾聽得什么秘密。四川有個九層工夫的天恩先生到過贛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兩塊錢接天恩先生的風。方本仁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兩次“龍華會”,社員都到,見人出兩毛錢,向祖師磕頭,奏鼓樂,吃齋菜。

進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尋烏縣長曾有三個進了同善社,他們和社員們一樣到同善社磕頭。

(25)人口成分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

尋烏這個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來,才知它還完全是一個農業手工業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業比例如下:

職業     人口數   百分比

農民   一,六二○    六○

手工業者   二九七    一一

游民     二七○    一○

娼妓     一六二     六

商人     一三五     五

政府機關   一○○     四

地主      七八     三

宗教徒     二二    一弱

共計   二,六八四   一○○

看這個表,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這個城市還是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向附城一帶耕田的和開小作坊做手工的占著住民的最大多數。所謂手工業者,包括各業手工工人和手工業主,商店的店員也算在內。所謂手工業,就是縫紉店、黃煙店、酒店、傘店、爆竹店、理發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飾店、洋鐵店、修鐘表店、屠坊店這一些。所謂宗教徒是耶穌教十人,天主教三人,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純粹地主十二家,共約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里面。商人是指鹽行、雜貨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貨店、藥材店、火店等,共計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余家,三十幾個妓女,卻養活一百六十二人。不工不農不商,專門靠賭博敲詐、為統治者當走狗吃飯的流氓,他們的人數竟超過商人一倍,和手工業者幾乎同等。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計,便等于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合計,這表示失業群眾之多是怎樣的可驚。所謂政府機關一百人,是指新的縣蘇維埃、城區蘇維埃兩個機關(四十人),加上縣蘇赤衛隊(六十人),不是指的舊政府。但是舊政府機關人數也是與新政府人數差不多的。說到這個群眾中的領袖部分,即那舊社會的指導階級,自然不是那總數占百分之八十七的農民、工人、游民和娼妓,他們是被統治者,統治者是那僅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穌教天主教傳教士等。商人的商會雖沒有多大權力,商人群眾中卻有幾個人參加那統治全縣的縣政府。不過那幾個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業資產階級說話,他們是接受地主的領導,幫著做些事。這也是因為尋烏城商業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

商人而能向政界話事的:第一個算何子貞,豆行老板,用個假名出張帖子拿給別人去開。他自己一面教書,一面當公安局長,又當警察隊長,又當國民黨委員。他父親承包牛崗稅,剝削牛商。他初回尋烏表現的是資產階級意識,頗有新派之稱,后來便與地主妥協了。現逃。第二個是黃光甫,水貨店寶華祥的老板,商會的文牘,能到衙門話事。現逃,店沒收。第三是火店老板陳登棋,初當法警,升靖衛隊長,跑衙門。現逃。第四是雜貨店主陳志成,雖沒做官,卻事事與反動派同謀,有會必與。現逃,店沒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舉如下:

何德新 從前收租五六百石,現收百石,七八個人,僅夠開銷。鄉人和衙門有交涉時要請他話事。他兒子何挺拔,平遠中學畢業,新尋派中堅分子。

何成治 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賣,是城內第一個大地主。何成治死,寡婦當家,買個兒子不能話事。

劉佛榮 收二百多石,人少,有谷出賣,尋烏城第二個大地主。“水浸牛皮——很吝”,不與外事。

劉段軒 只收幾石谷。中山派,與何子貞打官司打窮了。他的兒子還在贛州班房里。他的兒子是贛州第四中學畢業,新的城東小學校長。

范老八 百多石,有多余。他哥哥開順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門。此次派款三百元。農民沒收了他。

范家聲 百多石,有多,十五六歲,中山學生,被何子貞罰款。此次又被蘇維埃派款一千元。

張三玉 百多石,有多,寡婦管家,不出面。

鄺四嫂 幾十石,有多,一個兒子,一個孫子,不反動。

吳老四 已死,留個寡婦,一個兒子,一個孫子,百多石租,有多,不話事。吳老四光緒年間坐縣署征收柜,全縣錢糧由他過手。死了四年。

范明才 先前開雜貨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有多。民國初年當保衛團總,是劣紳,好嫖,好賭,現跑了。

何祥盛 擺攤子出身,做水貨生意發財,三二五暴動被罰款,生意關門。他兒子何家常,買來的,梅縣東山中學畢業,三二五暴動領袖之一,共產黨員,過番去了(往南洋叫“過番”),現到福建。

何學才 何子貞之父,縣衙刑房科寫口供,后做堪輿,承包牛崗稅,買了幾十石谷田,是個大劣紳。

以上十二家是純粹地主(兩家中地主,十家小地主)。其中何德新、范明才、何學才三人是積極反動分子,劉段軒、范家聲兩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兒子何家常是共產黨員,其余六家是所謂“只顧發財不管閑事”的。

下面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鐘匯通 尋城第一家鹽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余剩,跑衙門,話事情。

駱晉豐 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實,不話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夠。老三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會會長,同善社主任教員)也只幾十石,僅糊口。

榮春祥 幾十石租,全部儲蓄著,做生意吃飯,不話事。

溫榮記 八十石,全存著,做生意吃飯。第三個兒子溫錫純與新尋派勾結。

林筆利 水貨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閑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鐘匯通與溫榮記是反動派,余都是所謂“不話事”的。五家中鐘匯通、駱晉豐兩家是中地主,余三家是小地主。

第四章 尋烏的舊有土地關系

本章目錄

(一)農村人口成分

(二)舊有田地分配

(三)公共地主

A.祖宗地主

B.神道地主

C.政治地主

(四)個人地主

A.大地主

B.中地主

C.大中地主對于生產的態度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E.小地主

(五)富農

(六)貧農

(七)山林制度

(八)剝削狀況

A.地租剝削

1.見面分割制

2.量租制

3.“禾頭根下毛飯吃”

4.批田

5.批頭、田信、田東飯

6.谷納、錢納

7.鐵租、非鐵租

8.“要衫褲著去撈”

9.勞役

10.土地買賣

B.高利剝削

1.錢利

2.谷利

3.油利

4.賣奶子

5.打會

C.稅捐剝削

1.錢糧

2.煙酒印花稅

3.屠宰稅

4.護商捐

5.牛捐

6.賭博捐

7.財政局總收入

8.派款借款

(九)尋烏的文化

(一)農村人口成分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點零四五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點四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百分之三

破落戶                  百分之一

新發戶                  百分之二

富農(有余錢剩米放債的)         百分之四

中農(夠食不欠債的)           百分之一十八點二五五

貧農(不夠食欠債的)           百分之七十

手工工人(各種工匠,船夫,

專門腳夫)                百分之三

游民(無業的)              百分之一

雇農(長工及專門做零工的)百分之零點三

(二)舊有田地分配

公田                   百分之四十

地主                   百分之三十

農民                   百分之三十

(三)公共地主

A.祖宗地主

尋烏公田多,成了各區普遍現象。各種公會多得很,祠堂里的公會如什么“公”什么“公”,差不多凡屬死人,只要是有“后”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錢的,他的所謂后者必定從他們的家產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個公。這種湊份子立公的辦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湊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現錢。再則那什么公還在時,他自己就留出田產立起公來,這一種比前一種更多。公田一經成立,就年年收租。租除祭祖用費外,大概總是有多余的,便把它積蓄起來。積蓄的方式不是拿谷積蓄,而是拿錢積蓄,就是每年把多余的谷子糶給貧民,把錢積起來。積得若干年成一筆大款,便購買田地。如此下去,這一公的田地就漸漸地增多起來。但這積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是由他的子孫均分了去。多半是子孫窮苦的多才主張分的,子孫富足的多呢,那便不主張分了。分是在什么時候呢?又是怎樣一種分法呢?就是當那過年過節時候從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沒有分(有些族上寡婦有分),每人分得幾斗谷、幾斤肉。這種谷叫“紅丁谷”。肉有四個項目:一是“胙肉”,從前是秀才、舉人有功名的人分的,后頭加上“畢業生”。二是“房股肉”,每房一份。三是“老人肉”,七十以上的人每人一份。四是“丁肉”,每個男子一份。分的次序:先分胙肉,次老人肉,因為這兩種人是可貴重的,每人大概分一斤。次房股肉,每股十斤八斤的有,十多二十斤的也有,整的分出去,再零分與房眾。為什么要分房股肉呢?這是一種斗爭,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對分房股肉,主張分丁肉。但結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數少的房份的意見分了房股肉。為什么少數對多數勝利呢?因為這種公的產業,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權利的。次分丁肉,不是每個公都有分,多數公是沒有丁肉分的,這是因為公款不多,或是人太多了的原故。有少數公堂谷肉不是平分而是輪分,名義叫做“輪收”,又叫“管頭”,輪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開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頭的荷包里,這并不算“吃油餅”,因為這樣做正是公堂經濟存在的根本原因。為什么呢?當他那個祖宗還沒有死,把家產分拆給兒子們的時候,為了怕他的子孫日后把分得的一點田產變賣了弄得沒有飯吃,就從田產中挖出一部分不分,作為公田,永不變賣。一面有了他死后的祭費,一面呢,他的窮困的子孫便得了周濟了,這叫做“留出后路”。他的子孫也很贊成這種辦法,因為這就是為自己留出后路。凡那祖宗生前沒有立起會的,祖宗死后,子孫們只要稍為富裕也必定為他立會,出名叫做祀祖,其實是為了自己。所以輪流收租名則是輪流替祖宗收租,實則是輪流替自己收租。在這個意義之下,那些貧苦子孫往往鬧著要分公田,同時富裕部分的子孫卻反對分公田,成為一種氏族內部的階級斗爭。那些窮苦人鬧著要分公田也不是要分了田去耕種,他們是要分了田去變賣,得錢還高利債或買明天的早飯米。在這種情形上面,看得出貧農群眾因為他們苦得沒有米煮,便把什么“祭掃”呀、“慎終追遠”呀等等封建思想逐漸地不要了,他們的生活迫著他們要不了這些寶貝了。

總計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

B.神道地主

神道地主即神、壇、社、廟、寺、觀六種。“神”是指的各種各色的神,許多都有會,如趙公會、觀音會、關爺會、大神會、真君會、婆太會、賴爺會、公王會、伯公會、文昌會等等,都是沒有廟的。還有一種醮會,祈神之用,也屬這一類。在上述的各種神內有一部分是立了“壇”的。壇是立起一塊石頭,有的幾塊石頭壘成一個小屋,那里面藏著好靈驗的神呀,因此叫做壇。不論神、壇,凡有會都有公田,出錢弄這種神會的通通是富農地主。神會的產業百分之九十五是田地,百分之五是谷子和錢。這種田、谷、錢,叫做“會底”。目的:一是為神,因為神能保佑他們人畜清泰,財丁興旺;二是吃東西,神誕那一天吃一頓,過年過節還有肉分,但要斗了份子的才有吃有分。斗過份子后來窮了的,有頂退份子的辦法,譬如每份是五塊錢會底,人家就出五塊錢給他“頂”了去,他就算是“退”出了會。“社”是與“神壇”有別的一種“社壇”,每個村子有一個,即使那個村子只有三家人,也有個社壇。為什么要社壇?保佑禾苗沒有蟲子食、牛豬六畜不至于遭瘟,保佑人們得到康健。每個社都有會,二月起,十月止,每月都開會,會期普通是初二,有些地方是十六。開會那天,同社的人每家來一個,不分貧富,一概有份,殺豬買酒,大吃一頓。吃過之后,開堂議事,作陂開圳呀,禁六畜傷害禾苗呀,禁胡亂砍伐山林竹木呀,條規不一,議論紛紛,也沒有什么主席,也不要什么記錄。雖然亂講一頓,卻有一種自然的秩序。就是當那所謂“老前輩”或所謂“更懂事的”講得“更公道”的時候,大家都說他的話“講得好”,就是這樣子成了決議。這種社是群眾的,雖然也信神,卻與地主富農的神壇完全兩樣。這種社的會議是農民作主,不是豪紳作主,也不完全是富農作主,是大家來而“更公道”的人的話為大家所信仰,這個人就作了無形的主席。社壇有公堂的最少,大多數是每月初二開會(要敬神)時候大家斗錢,每人每次二毛、三毛至四毛,不來吃的不出。再講到“廟”。廟是有屋子,而屋子里面有菩薩的。廟有個廟祝,土名叫做“廟老”,是個老頭子,服侍菩薩,招扶香燈。廟多少有廟田,也有無田的廟。有廟田的,廟老吃廟田的租,無廟田的,廟老伙食從群眾中捐錢谷。廟有城隍廟、關帝廟、三官廟、三圣宮、賴老廟、龍王廟、關岳廟、楊公廟、東岳廟、江東廟等等。廟的性質,是所謂“有功德于民則祀之”的意思。神壇是地主需要的,社壇是農民需要的,廟是地主、農民共同需要的。廟的田產很少,租入不夠香紙費及廟老用,所以不是嚴重剝削所在。“寺”則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剝削厲害的地方。寺產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為什么施田地給和尚呢?因為佛教是大地主階級利用的宗教,大地主為了“修子修孫修自己”,所以施田給和尚。五福庵、回龍寺、正覺寺、觀音閣、東筆山、大悲閣、鵝湖庵、西竹山、天臺山、獅子巖、三角崠、角公巖、法華庵、西華山、南陽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龍山,都是城區附近的和尚寺。道士齋公的叫做“觀”,則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