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政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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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優先,如何全面發力?

2019年03月12日 15:00 來源:重慶政協報

“就業優先”成了今年全國兩會的熱詞。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就業優先政策要全面發力。就業是民生之本、財富之源。今年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旨在強化各方面重視就業、支持就業的導向。

如何全面發力,促進就業穩增長?住渝全國政協委員們從政策支持、法治保障、“陽光仲裁”、觀念轉變等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見。

住渝全國政協委員王濟光

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穩”就業

3月10日凌晨,北京會議中心委員駐地,住渝全國政協委員、市政協副秘書長王濟光房間里的燈依然亮著。兩會期間,這對他來說是一種常態:此前準備的9份提案都是字斟句酌、反復推敲,然后再提交。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就業總量壓力不減、結構性矛盾凸顯,新的影響因素還在增加,必須把就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細心的王濟光發現,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就業達30次。如何穩就業,也是他今年兩會關注和思考的話題之一。

“和諧勞動關系是推動‘穩就業’工作的核心內容。但目前我國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方面尚存在諸多問題。究其原因,主要來自于企業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王濟光認為,內部原因源于企業內部協商機制亟待健全。主要表現在工會或職工代表在集體協商談判中施主權不足、企業內部協商機構覆蓋不全、職能發揮不夠等方面。

說到外因,王濟光分析來自四個方面:一是勞動糾紛大調解格局有待完善。主要是部門之間的調解協作機制不夠健全,調解資源未整合,未形成穩定的長效工作機制。二是缺乏有效預警機制。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企業,經常不簽勞動合同、不參加社會保險、收取押金、不執行休息休假制度,在出現勞動糾紛之前,因無法形成預警而難以進行先期調解。三是調解結果執行不力。比如,集體勞動爭議進行仲裁調解后,法院要求勞動者單獨申請強制執行,一宗集體案件變成十幾甚至上百個案件,執行效率低下。四是勞動仲裁工作保障亟待加強。很多基層勞動仲裁機構“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導致有案不敢受、審理粗糙、裁決不精準、超審限處理等問題。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以保證勞動關系和諧穩定?“首先要夯實基層協商機制,將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王濟光說,要從穩步推行集體合同制度,建立健全協商規則及風險預警機制,推行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建議書、司法建議書制度,建立健全企業勞動用工管理能力提升機制等方面入手,做到企業內部勞資糾紛及時就地調處。

在構建大調解格局方面,王濟光建議,要從建立健全縱向以省、市、區、街鎮、社區、企業(行業)為主體的層級網格,橫向以綜治、司法、勞動、行業主管部門和工會“五位一體”的調解體系,引導當事人主動選擇、自愿接受調解服務,提高糾紛解決實效。

“提高調解執行力應從兩方面入手。”王濟光提出,一是提升勞動仲裁員的整體素質,二是推行勞動仲裁的網絡化、信息化建設,實行“陽光仲裁”及線上、線下深度融合,足不出戶實現維權,并逐步實行仲裁裁決書網上公開,接受社會監督。

除了機制的健全,調解執行力的提高,王濟光認為,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還需創新“調裁審”銜接機制。“應加大調解與仲裁的銜接,對調解不成的爭議案件,及時引導進入仲裁程序,并開設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綠色通道;同時加強仲裁機構和法院的溝通,賦予法院對仲裁裁決的審查權,仲裁裁決先接受法院的司法審查,再做出相應裁定,使仲裁真正成為訴訟的前置程序,真正實現仲裁與訴訟的對接。”言語中,王濟光充滿期待。(特派記者 張異/文圖)

住渝全國政協委員杜惠平

撐起法治保障傘“護”權益

?3月的北京,春光明媚。政府工作報告釋放的利好消息亦如這春光一般讓人心情大好。“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如何維護勞動者權益,促進就業穩增長值得我們深入思考。”3月7日,住渝全國政協委員、重慶第二師范學院院長杜惠平在接受采訪時,微笑著說,在他看來,千萬條保障措施中,法治保障是很重要的一條。

霸王條款、拖欠工資、勞動者“被加班”、職業病維權難、群體性上訪、勞動爭議直接對簿公堂……杜惠平精簡地用了幾個短句,給勞資糾紛“畫像”,但這背后的思考卻很長。

這位常年從事高等教育的儒雅學者,在過去的一年中,聚焦勞動者合法權益法治保障問題,拿出治學的態度深入中小企業調研,與企業主交流,與勞動者談心,與法律工作者探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發展,勞資爭議呈現急劇上升的趨勢,勞資矛盾衍生出許多負面現象,處理不慎就會引發暴力問題。”杜惠平分析,這主要源自勞資關系內外部環境協調失衡。一方面,內部協商機制不健全。一些企業長期在集體協商談判中占據主導地位,工會或職工代表依附從屬,從而喪失了維權的話語權,導致勞動者更傾向通過訴訟解決爭端,而這在非公企業中表現更甚。另一方面,勞資關系外部環境堪憂。人民調解和司法調解資源未全面整合,協作機制不健全。事前預防、先期調解缺少有效機制,常態化實時化監控缺乏支撐。與此同時,仲裁與訴訟的實質分離也造成仲裁監督空白,使得勞動爭議案件進入訴訟成為常態,最后的調解結果還存在“執行難”。

“勞資關系的內外部環境改善,法治的護蔭必不可少!”杜惠平舉起手中的筆,仿若舉起一把傘,這把“傘”里有著他對企業行業協會制度規范進入法律程序的期盼,他建議以成文法律法規明確職代會職能職責,讓其與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相互協作又相互制衡,確保不越權、不越步。同時創新“調裁審”銜接機制,開設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綠色通道,及時引導調解不成的爭議案件進入仲裁程序,實行“陽光仲裁”及線上、線下深度融合,真正實現仲裁與訴訟的有效對接。

針對企業內部協商不健全的問題,杜惠平認為,應進一步完善勞資關系三方調控機制,在企業強制實施國家勞動關系協調員制度,充分發揮法律顧問、公司律師作用,及時就地處理企業內部勞資糾紛。

“無數勞動者用汗水灌溉、用勞動經營,才換來了城鄉面貌的日新月異、社會的長治久安,以及新時代人們更高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只有解決勞動者維權的后顧之憂,才會讓追夢的日子有干頭、有奔頭、有甜頭!”在杜惠平看來,就業要優先,法治保障需先行正是破題的必然之選。(特派記者 文博/文 王加喜/圖)

住渝全國政協委員王本朝

注入工匠精神“強”技能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一改把職教歸入教育的慣例,在就業段落著墨頗多,釋放出抓職教就是促就業、抓職教就是抓經濟、抓職教就是抓發展的強烈信號。”3月8日晚,住渝全國政協委員、西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本朝談起政府工作報告熱詞——現代職業教育,言語間透著滿滿的欣喜。

當今社會,“就業難”已是共識,“技工荒”亦不容忽視,就業人群與招工企業都在叫苦,供需出現錯位,癥結在哪兒呢?王本朝一邊翻閱著政府工作報告,一邊回憶著職教的來時之路,探尋問題成因之所在。改革開放40年,我國職業教育取得了長足發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末,伴隨高等教育擴招,國家把高等職業教育作為發展重點,專科層次的職業教育蓬勃興起,培養了一大批有知識、有技能的勞動大軍。但是,隨著產業轉型升級對人才需求結構的變化和片面追求985、211、重本以及雙一流學校的觀念影響,職業教育在較長一段時期內處于國民教育體系的底端。高職、中職招生數下降;有的讀了高職,畢業后也不愿意從事相關工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的新生企業又找不到滿意的人才,“技工荒”由此而來。

“教育是培養人才的,人才是用來使用的,不能片面的將他們劃分為三六九等。”王本朝眉心輕鎖,凝聚著思考的力量,他認為,要解決以上問題,完成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及高職院校要大規模擴招100萬人的目標任務,必須有賴于兩個轉變:一是政策調整的轉變,通過深化改革,著眼于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有效接軌,直至畢業證書與技能資格證書兩證合一。同時重塑職業學校的評價體系,并建立相應的撥款機制。二是職業教育者自身觀念的轉變,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培養人才,根據市場快速調整人才培養模式,在教學理念、方法、過程等方面對標社會需求,培養高質量的滿意人才。

“要讓‘工匠精神’引領職業教育發展。”隨著交流的深入,王本朝把目光聚焦職教之魂,職業教育怎樣培養未來的大國工匠,讓中國的產品和服務成為世界的質量標桿?“工匠精神”正是題中之義。為此,他建言將工匠精神教育融入職業教育培訓,加快推進課堂教學和一線生產的有機融合,打破體制性障礙,培養出符合國家需要的“大國工匠”,用匠心筑夢,為制造強國助力。而這,還需要全社會對職業教育觀念的轉變,引導國民逐步消除輕視職業教育的觀念,不斷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會地位,樹立以人為本的成材觀、就業觀,吸引更多的高素質適齡人才選擇職業教育。

“職業無分貴賤,關鍵是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崗位上。”這一觀點,被王本朝多次提及。讓合適的人才接受適合的教育,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工作,這是教育的內核,也是就業的內核。(特派記者 文博/文 王加喜/圖)

編輯: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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